陈元振 姚鹤年
潘以三，是解放前上海煤业界公认的同业领袖和爱国煤商。解放后，潘以三曾先后任上海市煤薪炭商业同业公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市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上海市煤球总管理处经理、上海市煤建公司经理。
潘以三，余姚人，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出生在一个手工业兼种租田的家庭，幼时在私塾读了几年书。清宣统三年（1911）到上海光复路永昌煤号当学徒。他奋发好学，利用业余时间读夜书。几年后，他的文化和业务能力有了长足的进步。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为战胜国的协约国成员。正当举国欢庆欧战胜利之际，却传来日本将接管德国在山东特权的消息，当时国内群情激愤，反日反帝情绪高涨。此时，“洋货”又大量涌入上海，尤其是英国煤炭大量倾销，使刚起步发展的国产煤炭工业遭受严重打击。于是一批爱国煤业青年为了抵制外煤倾销，自发组织起来，在民国十年（1921）成立“上海煤业青年友谊会”，会址设在浙江北路龙吉里。当时发起参加“友谊会”的有潘以三、贝介夫、周绍、史济勋等人。通过会员在煤业职工中进行爱国反帝宣传，发展会员100多名。使“爱用国货”“买卖国煤”的口号得到用户和同行的广泛支持，国煤销售量日趋上升，年销量从民国九年（1920）的25万吨上升到民国十三年（1924）的503万吨，大大鼓舞了煤商和煤业职工的爱国热情。从此“煤业青年友谊会”的许多骨干走上革命道路，后来成为我党重要干部。潘以三也成为毕生支持他们开展革命活动的同路人。
民国十二年（1923），潘以三在武昌路开设“可升煤号”。二年后煤号扩大，与人合作迁至沙泾路。由于经营得法，职工扩大到十余人，在煤业界小有名声，后被各业推举为虹口地区六路（梧州路、嘉兴路、沙泾路、库纶路、海伦路、哈尔滨路）商界联合会会长。民国十四（1925），“五卅”惨案发生后，潘以三目睹血腥惨案，义愤填膺。当日下午从煤业市场回来后，即宣布煤商罢市，并以六路商界联合会代表身份，在市总商参加集会，抗议英、日帝国主义暴行。在这次集会上，他聆听了李立三的讲话，接受了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教育。潘以三亲自散发传单，筹集捐款救济罢工工人。六路商界联合会的爱国活动，在商界颇有影响。8月2日《申报》以“虹口商界认捐之踊跃”为题，报道虹口六路商界联合会数十家商家连日募捐，捐助罢工工友，以反抗帝国主义之暴行。“五卅”运动后虹口区六路商界会联合会为了唤起民众，进行反帝爱国思想教育。同时，煤业青年友谊会考虑到“五卅”惨案后的白色恐怖，潘以三、罗希三、叶晋荣等10位爱国青年为了团结互助，利用帮会形式，结拜为“十兄弟”。民国十五年（1926），以“十兄弟”为骨干发起成立“上海市煤业青年救国会”。这是上海煤业界第一次公开成立的救国团体。
经过“五卅”运动的磨炼，煤业青年友谊会骨干罗希三、王文正两人被陈云、沈雁冰、郑振铎在商务印书馆组织的国民党左派上海市第一区党部发展参加国民党。然后，罗、王在煤业青年友谊会的骨干中发展国民党员。第一批入党的就有潘以三、贝介夫、周绍尧、罗德传、王钦飞等人，经第一区党部批准，成立“第二十五分部”。当时，遵照陈云同志的指示，公开的活动仍由“煤业青年友谊会”出面。从此，煤业职工运动置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凡是爱国行动，只要第一区党部有布置，煤业都积极行动。上海报刊曾报导：“一区二十五分部于昨日假煤炭公所召开全体党员大会，到会60多人，潘以三任主席。区党部代表作军事及政治报告。选举潘以三、陈豪、周绍尧为执行委员。”不久发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二十五分部成员有的转入地下，有的离开上海，没有一个投降右派。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潘以三离开上海，到山东博山煤矿公司。不久，他眼看上海煤业市场都被日本的劣质煤和英商的开平煤所占领，就联合煤业同人，发起建立华北煤业公司，自任总经理，兼任上海晋煤售品处副总经理。大力推销国产的博山煤和大同煤。“九·一八”事变后，煤业职工和爱国的煤业资本业主团结抗日气氛甚浓，一致抵制销售日军侵占东北柳江煤矿后运来的“柳江煤”。当时，上海煤业同业公会领导权掌握在潘以三为首的一批爱国人士手中。民国二十年（1931）9月20日，潘以三召开公会紧急会议，当场集体宣誓，坚决抵制日煤，凡已进货者一律封存不许出售，如有买卖者便是汉奸行为，同业共弃之，与之断绝往来。会后组织同业爱国业主、职工参加纠察队，监督执行。潘以三积极支持公会秘书长王屏南在公会编辑油印出版《御侮》周刊，宣传抗日救国。当时，上海各界抗日人士接受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市商会、市民联合会等社会团体出面成立“上海抗日救国委员会”和“救国义勇军委员会”。各工厂、商店、学校有志之士纷纷参加义勇军训练。煤业公会也发起组织“煤业义勇军”120多人，每天上午在煤业公所进行训练。
在“一·二八”淞沪战役中，煤业公会潘以三、叶晋荣、陈渭滨、魏志大等人发动同业募集捐献物资，支援义勇军有钢盔200顶、毛毯200条、卡车2辆。煤业公会为救济难民设立煤业界“救护委员会”，潘以三、魏志大、鲍哲芗、陈渭滨、王文正任委员。“救护委员会”下设上海煤业救护队，田萼芳、罗希三、罗德传、金振华任正副大队长，大队下辖15个中队和分队。至沪战爆发前夕，登记上前线进行战地救护的煤业职工多至500名，汽车约50辆。沪战爆发前夜，煤业公会举办为期一周的战地救护训练班，上海市救护委员会特派教员陈珩、朱运骏担任教练。淞沪会战开始，战地救护正式拉开帷幕。中国驻军在北四川路等处与日本侵略军展开激战，刚筹组不久的上海煤业救护队当晚就出动十几辆救护卡车，每车5人编成一个救护分队，上前线进行服务。数百名热血青年携带着担架、急救包、慰劳品，辗转于八字桥、江湾、虹口公园、大场、罗店、嘉定以至昆山前线，几十辆救护车往返于伤兵医院、难民收容所和前沿阵地之间。尽管中国军队和民众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他们最终还是保卫了上海，并迫使日本军队撤退。这场战争表明，中国不会轻易屈服于侵略者，并且愿意为自己的领土和民族尊严而奋斗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