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建土
我小时候，还是人民公社时期，我们生产队分四个小组，有四头牛，各家轮流半天放牛。放暑假的时候，为了让我们四个小学生安排在同一天放牛，家长们忙活了半夜，与社员费了好多口舌，总算如愿以偿。孩子们高兴，长辈们安心，队长还笑称我们是生产队的“童家军”。
吃过中饭，太阳毒辣辣地直射下来，让人睁不开眼。尽管大人们反复叮嘱：迟点出门，我们还是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早早聚集在一起，从村边的竹林里，扯来竹枝，按自己的头型大小，盘成一个圈，做成“帽子”。趁着大人们午睡，我们拆下牛栏柱子，放出牛，阿勇哥屁股一蹲，双脚一伸，纵身扑上大水牛，然后双手撑直身子，一只脚横过牛背，稳稳地骑上。我站在门外的矮墙上，待牛经过，瞅准时机，扑上牛背，用同样的方式，骑上了“中等体魄”的水牛。阿锋也敏捷地踏一脚牛头，骑上了刚满周岁的牛犊。可怜的阿达放的是黄牛，不能骑，可他并不担心，出了村，阿勇哥准就让他一块骑大水牛。
放牛的地点在村后的凉风岗，山顶有块队里的杉树林，因岗顶常年刮风，气温又不高，杂草丛生，郁郁葱葱，是独一无二的“天然牧场”。到了山上，牛绳往牛背上一挂，牛儿自由自在，欢快地吃草。我们的游戏也开始了，“中国人打日本鬼子”。那时候，电影大多放映战争片，小孩子看样学样，兴趣盎然。阿锋要求同年长的堂兄阿勇饰“中国人”，我和阿达更是吵着要当“中国人”。最后阿勇一锤定音，让我们饰“中国人”，我俩高兴得手舞足蹈。阿锋成为“日本鬼子”，心里不乐意，嘴巴翘得老高。接着，阿勇宣布游戏规则：一，划定分界线。二，不准用石块作武器，只能用泥土。三，不准打脑袋。
战斗开始，“哒哒……轰啊轰啊……冲啊杀啊……”四人的音响效果的确不赖。阿锋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是老套路了，我紧盯着他，他刚一伸头，我一粒“子弹”飞过去，正中脑壳，他大骂我破坏游戏规则。我不禁哈哈大笑，还未笑完，阿勇的“手榴弹”在我肩膀上开花，痛得我出不了声，幸亏阿达火力掩护，两人才转移到安全地带。稍歇，双方喊杀声又起，只见“炮火连天”，尘土飞扬。阿达眼尖，瞧见猫着腰躲在土堆旁的阿锋，火力对准他一番“狂轰滥炸”。我一看这情形，放了阿勇，火力转向阿锋，正打得起劲，阿勇的“子弹、手榴弹”雨点般落在我们身上，疼痛强忍，好汉难做。激烈的战斗持续着。渐渐地，“子弹”少了，喊声也小了。
中途休战，大家照看各自的牛。下半场开始，阿锋竟用树枝挑起了自己的白背心，我们立起身，大笑：“日本鬼子投降了”。话音未落，阿锋光着膀子，把事先准备好的“炸药包”向我们投掷来。我们急忙卧倒，大骂“小日本”不讲武德，阴险狡诈。手中的“手榴弹”又向他们投去，“炸弹”在敌群中开花，喊杀声又起，直杀得天昏地暗，灰头土脸。战斗结束，我们赢了，因为我们是中国人！
太阳快落山了，人也累了，这时，大家才着急找牛。其实，那时候的牛，老实得很，很安分在山坡吃着草，一如耕田，从田的这头犁到那头。割草是山里孩子的强项，不一会儿，四人各割了两堆鲜嫩的青草，从杉树丛中拔来几棵长矛草，草脑子对接，麻利地捆扎，两把青草驮在牛背的两边，以当作牛的夜草，浩浩荡荡回家去。路上刚好碰上队长，他看看四只圆滚滚的牛肚子和牛背上的青草，微笑着一番称赞。
昨日玩童今日翁，岁月如梭快如风。如今，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一去不复返了，而尘封在脑海里的记忆，总会在不经意间被唤醒，让人久久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