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 雯
华夏大地，方言缤纷。在历史的长河中，各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语言，蕴含着厚重瑰奇的文化积淀。这当中，就包括韵味悠长的“余姚话”。
方言是人们交际的重要工具。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爱说甚至不会说方言。2020年，据澎湃新闻报道，杭州、苏州、宁波、温州这几座城市的年轻人使用方言的比例极低，苏州6-20岁能够熟练使用方言人群比例仅2.2%，排在倒数第二的宁波则是4.6%。
不可否认，会说方言在年轻人中越来越“奢侈”，尤其是不少“00后”，听得懂但是不会说方言的现象比比皆是。方言会消失吗？现代社会应如何与传统方言共生共存？近日，记者采访了市方言学者、《余姚方言词语汇释》作者施长海，与他聊聊余姚方言。
人物经历
施长海，1967年出生在梨洲街道长田村；1990年毕业于华东师大中文系；热衷研究余姚方言。
读小学时，施长海才开始了解到普通话这个概念。“虽然我母亲会说一点普通话，但其实家里说的都是余姚话。进入小学后，教我们拼音的小学老师是从市区来的知青——邵老师。”在施长海的记忆里，邵老师是他普通话的启蒙老师。但除了语文课老师上课时用普通话和大伙对话，其他时间还是说余姚话。虽然施长海的山区方言和邵老师的城区方言略有不同，但在那个年代，用普通话对话的人屈指可数，方言是最为普遍的通用语言。
施长海的初高中时代，是在梁弄中学度过的。当时，在梁弄中学任课的老师并不完全是余姚人，还有上海人、上虞人抑或宁波人。老师们用方言讲课，每每到宁波老师的那节课时，施长海和同学们都会感叹，“宁波话可比外语还难懂。”这也是施长海第一次有了不同地域方言大不同的概念。回忆起当时，社会上说普通话的氛围并不浓厚，甚至去梁弄同学家做客时，如果说的不是方言，反而会被反问：“你不是梁弄人啊？”
大学毕业回姚后，施长海从事教学工作。2013年，他受邀撰写《余姚市志》方言篇，开始系统整理余姚方言。2019年，由施长海编著的《余姚方言词语汇释》出版，将余姚方言词条分成三十二大类，收录1.2万余组词汇。
访谈实录
张雯：施老师，见到您很高兴，我想先问问在我内心很困惑的问题。普通话是我们中华儿女相互沟通交流的通用语言，但方言也是一座城市的通用语言。我在家能顺畅地听懂我爸妈的方言，但听懂我爷爷奶奶的方言却有点吃力，总觉得有不少字他们的发音不尽相同，这是因为我听不习惯还是有其他原因？
施长海：这跟你听不习惯没多大关系，确实是几代人的说话方式有了很大的改变。我调查发现，我爷爷辈、父亲辈、我自己和我儿子，方言每隔一代都有着非常显著的变化。当然，这样说可能不够直观，我来举个例子：我妹妹的名字当中有个“亚”字，我们和父亲这一代“亚”字的发音和“雅”类似，但爷爷辈的人将这个字则读成“哟”音，这就产生了变化。因为在我们爷爷那辈，人名讲究“文读”，不能“白读”。除了人名，也有不少字音发生了改变，比如“石”这个音。“石”在爷爷辈的方言里，读的是“实”的方言音，但在爸爸辈的口音里，则是“闸”的方言音，还是产生了不小的差别的。
张雯：施老师，在我的固有印象里，方言“只可言传，很难书面，”而您编著了一本《余姚方言词语汇释》，怎么会萌生出编著方言书的想法呢，在编著过程中有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故事？
施长海：在我读大学的时候，我们老师会找班级里的同学总结各地家乡话声韵调的情况。当时我们中文系只有三个浙江人，有次老师叫我用方言念一段话，念完之后她若有所思：“宁波方言变化得这么快？”吓得我赶紧解释，“我是余姚人！”毕竟余姚话和宁波话的差异不可谓不大。看过老师的记录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方言是可以用国际音标转化为文字语言记录下来的。
后来我回姚工作，有一位宁波大学的退休教授想编著宁波的方言词典，于是找到我搜集余姚方言词汇，就这样一来二去，我慢慢和方言工作建立了联系。为了使结果更加精准，我走遍了余姚的每个乡镇。实践出真知，我越来越发现方言的可爱和奥秘之处，于是便着手著作这本《余姚方言词语汇释》。
张雯：施老师，您说实践出真知，我曾经听过这样一句话，“翻过一座山，声调就转弯；走过一田垄，语音大不同”，不知道我们“余姚话”是不是也是这种情况呢？
施长海：这句话说得真对，想起我之前去四明山调查方言发音的时候，去了三个典型的地方，没想到三地的发音都不相同，更不要说一整个余姚藏了多少不同的方言口音了。我调查发现，邻绍小片包括四明山区域几乎都偏向绍兴口音，甬江小片更接近宁波口音，余姚城区也有自己的口音。你看，是不是特有意思？
经过这些调查后，我就渐渐摸索出来，即使非常亲缘的地区，方言发音也不尽相同，最大的区别在于“音调”。余姚话的特点就是听上去很“软”。我们说江南女子说话“柔情似水”，那是因为我们说话有个特别的语调：舒声调。比如说“多谢”，“谢”这个字的发音明明是往下的，方言发音时最后的语调会微微上扬。
但并不是所有方言采用的都是舒声调，除了听上去软绵绵的舒声调外，有不少发音也使用促声调。比如“一”这个字的方言发音，就非常短促直接。
张雯：真的！之前我都没有这么仔细想过，原来方言有这么多乐趣和讲究，您还有什么有意思的发现吗？
施长海：那可太多啦！我怕你到时候写都写不完！方言发音也分为声母、韵母，比如“锯”这个字，普通话和方言完全是两个读音，普通话说的是“具”音，方言则是“给”音。普通话更偏向齿音，方言保留了古代的牙音，更贴近古人的发音。在余姚有句老话：江西人补碗——自顾自。自顾自用方言发音是“怡古怡”，模仿的正是补碗的声音，“怡～古～怡～”。
张雯：真有趣！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不过，现在我们这辈以及更小孩子们说方言都不是很顺畅，好多说的也是带有普通话味的“姚普话”，您觉得按照这个趋势下去，方言会消失吗？
施长海：只要地方文化还在，方言就不会消失。方言是一个地方最有特色的东西，能将余姚文化与其他文化区别开来的也是方言。可惜的是，之前余姚各所中小学还有“亲近余姚”“文献名邦”等地方教材，但从去年开始已经改用宁波市级以上教材，也不知道里面还有没有关于余姚的特色部分。不过令人欣慰的是，在孩子们的方言学习中，也有学校优先示范，将方言纳入了学校的教学体系。比如肖东一小开设了姚剧班，市职业技术学校也开设了专门的方言课程《余韵姚风进校园》。
语言的生命力在于使用。希望教育部门能和家长们一起统筹配合，将更多的方言教育融入孩子们的生活，不要让方言沦为看不见摸不着的摆设品。如果方言在市民生活中是“死的”，其传承难免沦为奢望。
张雯：是的，您说的很有道理。我们今天一直在讨论方言的重要性，那您认为方言究竟意味着什么？
施长海：这是个好问题。当我们说方言重要时，究竟在说它什么重要？在说这个问题前，我想先跟你举个例子。我们常说的人称代词“他”，在方言发音中为“给”，这个“给”在古代就是指代第三人称“渠”字。从汉末、三国一直到唐代，第三人称的发音就是“给”。虽然我们现在说方言“给”与普通话“他”没有相通之处，但是，从我们现在的发音中，还能找寻到古代人的发音痕迹，已然不易。
所以说，汉语历史悠久。方言作为“活化石”，可以窥见汉语历史的发展过程。而且，现代城市虽海纳百川，但是并不等于丢掉自己的文化特征和特色。
方言作为地方文化的载体，具有不可替代性。语言态度常常伴随着语言认同，其背后则是文化与归属认同，代表着亿万人对祖籍、对人生来源的坚定自信。这是一种认同感、也是我们民族深深的文化自信和底气。
记者手记
在采访前，我上网搜索关于施长海老师的资料，但实在是寥寥无几。我说他太低调，他说自己真平凡。我说，正是因为我们在努力做一些事情，所以不平凡。他努力将“看似只能意会”的方言记录下来，整理成册。
不可否认，我们都是无名小卒，并淹没在历史的滚滚洪流中，但有些东西值得被记忆。更何况，方言在口口相传中注定被改变。一百年后的今天，子孙后代说着何种“余姚话”不得而知，但影像和书籍能清楚地将曾有的口音记录下来。“哦，我爷爷奶奶的爷爷奶奶他们是这么说话的！”
我问施老师，他儿子方言说得如何，我想这位方言学者会有良好的方言培养体系。结果他说儿子也说普通话，方言说得实在不太利索。以后的孙子、孙女一定要有意识地实行“余姚话”教育。想起自己蹩脚的方言，我也不由得笑了起来。
只有孩子们讲得好方言，才能记得住乡愁。从我们踏出余姚那一刻开始，“余姚话”就成了分外珍贵的东西。他乡遇故知，乡音让人倍感亲切，“你也是余姚人呀，住哪的？”这是人与人不需言说的语言纽带，天生的亲近感。就像异国他乡一接起父母电话，熟悉的方言扑面而来，犹如一家人站在姚江边吹风的温暖感。
打个小广告，不会说方言的各位亲们，每天晚上打开电视机，看看听听18点40分播出的《姚江桥头》，也是不错的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