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祖益
余姚“四先贤”之一的黄宗羲，作为中国民主思想的启蒙者，曾入选“中国古代十大思想家”。他的思想和论述颇多涉及教育领域，开创了中国教育改革之先河。
黄宗羲是一位思想巨匠。在他的教育论述中，坚决反对束手空谈，提倡经世致用，倡导教育改革，把矛头直指封建科举制度。他认为八股取士，妨碍人才培养，使学术日衰，学风日坏。他以其“民主思想”为指导设计了一套学制体系，以扩大学校的职权与职能。认为学校不仅应主管教育，培养人才，注意文化风俗等有关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而且应变成施政的评议处，民意的风向标……其关心国政，眷顾生民的用心，可谓极为深苦。
在中国教育史上，黄宗羲不是一位一般意义上的教育家，他在近五十年的探索实践中，立足于批判和改革封建主义教育思想、教育制度，这是他的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的立足点与归宿点，也是他在中国教育史上最具本质意义的贡献。黄宗羲将教育观念的更新、学校使命的变革，作为教育改革的首要目标和主要任务，如今思之，仍以为然。
清康熙元年（1662年），他在《留书》的基础上开始撰写启蒙思想巨著《明夷待访录》，康熙二年冬完成。并在《明夷待访录·题辞》中署名：“癸卯，‘梨洲老人’识”。距《留书》时隔十年之后，黄宗羲的思想不再停留在批判明王朝和外来“夷狄”清王朝，而是通过对秦、汉以来历史上一治一乱的深刻反思和总结，批判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特别是在《明夷待访录·学校》中提出了“……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等一系列民主议政思想……充分体现了他倡导众治、反对专制、启迪民智的政治主张，具有鲜明的思想启蒙性质和民主主义色彩。
黄宗羲认为天子有教化民众的义务，并率先提出了“天之生斯民也，以教养托之于君”的观点。其精神实质就是：人人都享有天赋的受教育权。依据这个观点，他阐述了立学的新宗旨：“养士”是“学校之一事，学校不仅为养士而设也”。学校除了培养各方面的专门人才，同时还应该以提高全体国民的素质，改革种种陈规陋俗作为自己的责任。他还从当时的实际国情出发特别强调了后者。
依据这个新的教育观念，黄宗羲提出：“学校所以养士也。然古之圣王，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在这篇文章中，他除了主张于郡县普遍设置各类学校，开设各种培养通才以及实用人才的课程以外，又认为学校的功能不仅在于培养士人，更在于培养健全的舆论力量，以监督批评政府的施政得失，避免天下是非都出于天子的弊害。这就为教育提出了新的历史使命和新的社会职能。
为此，他又提出了一项极具胆识的改革主张：“公其非是于学校。”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要求学校和学生做到“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样做的目的还在于不但使国家大政方针的确立向民主化迈进，而且力图加大国家大政方针决策的科学化含量。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具有开创性的，是其改革腐朽的封建教育制度具有重要意义的一环。众所周知，没有教育观念的根本变革，不排除封建教育思想的影响，就不可能有深层次的教育改革。时隔360年的今天，这一观点，仍是我国当前国民素质教育的核心问题。
在教育原则上，黄宗羲力倡“学贵独创”与“经世致用”。他以为传统教育的最大弊端在于墨守陈规，拘泥于“不二法门”，导致抱残守缺，思想僵化以至抑煞个性创造的不良学风。他在教育上主张“积思自悟”“发先儒之未发”，反对“墨守先生之言”。他深恶教育上空谈性命的时弊，以为“空腹游谈，终无捞摸”，尤其在“天崩地解”的时代，置国家兴衰、民族危亡于脑后，抱“茫然无与吾事”的态度有可能沦落为“假其名以欺世”的无耻之徒。他竭力主张学用结合，提倡“实学力行”。因此黄宗羲告诫人们：“为学不实，无可据之地，人于实之一字，当念念不忘。”
在教学内容上，黄宗羲是重视经史之学的，他认为“人不通经，则立身不能为君子；不通经，则立言不能为大家”。这也是人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基石所在。在注重经学的同时，黄宗羲尤其关注史学，以为学者不可不通史，只有借鉴于史，方能得古今纷乱之辩。如果说将“经史之学”当作教学过程中的必修课尚不脱封建士大夫的思想窠臼，那么黄宗羲将自然科学领域中的各类知识视为教育的内容，则是一种崭新的有别时俗的教育观念的反映。他在自己长期的教育生涯里，将天文、数学、地理等科技知识与经史一样认真传授给学生，他认为社会教育应当培养出对诸如兵法、历算、医、射等有专长的士人，他们也是国家建设的人才。在西方科技开始传入中国之时，他高度重视科技知识的观念与实践，是时代对于教育提出新要求的积极反映。“洋为中用”“中西贯通”“西学中源”。黄宗羲“实开浙人研治西洋天算之风气”。以致日后形成了一个源远流长、影响深广久远的大学派（浙东经史学派），弥漫着人类进步的理性磁场。
在教育功能上，黄宗羲既肯定教育的基本功能在于培养人才，即所谓“养士”；但又认为教育的功能是多方面的，还应当起到政治上的“清议”与对世俗民风的改造作用。他强调学校教育首要任务是造就“治天下之具”。鉴于封建教育往往孳生出引章摘句的迂腐之士与沽名钓誉的利禄之徒，他希望学校教育能培养出可以为国家民族建功立业的“豪杰之士”，他们既有匡时救世之志，又具明道通经之术，教育也就有可能达到“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的目的。同时，黄宗羲认为教育功能的发挥还在于政治上的“清议”作用，教育功能的健全还应当包括对时俗世风的积极改造。这充分体现了当前我们所倡导的大教育观。
在教育地位上，黄宗羲认为必须改变当时各级学官社会地位低下的现状。学官的地位与教育的地位关系紧密，没有学官的地位，又何谈教育的地位。他说：“郡县学官，毋得出自选除。郡县公议，请名儒主之。”而且，充当学官的名儒尚须具民主意识，“其人稍有干于清议，则诸生得共起而易之，曰：是不可以为吾师也。”这是针对当时的朝廷，惯于委派“投闲置闲”的中下级官吏去担任上至京城“太学”，下至郡县“县学”学官的不良现象提出来的。否则，教育自然难以提升到受人尊重的社会地位之上。也就是说，郡县里掌管教育的官员，不能出于朝廷的委派，而应由民众公议选举产生。选举时，请有名望的儒生主持。就今言之，即是：要求当教师的做到：“学为人师，行为世范”。
此外，黄宗羲还提出学风建设的目标为：“学贵自得，适用为本；事功与道德，不可偏废；能急国家之难，为最高之学问。”从普及教育的角度，黄宗羲倡导学校教育的发展理念和办学宗旨应是：“无人不学，无学不用。”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黄宗羲是一位博大精深的学术大师，在很多学术领域均有开创性的非凡成就，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文化人物之一，其影响也是十分深广久远的。他的教育思想和他对旧的封建教育体制的大胆挑战，同样奠定了他在中国教育史上的不朽地位，推动并改变了明末清初中国教育思想发展的整体格局，使之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伟大哲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