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载国
在散文集《南京人》中，叶兆言开篇就宣称：“南京这地方用不着怀古。”于作家而言，“用不着怀古”的南京拥有无穷无尽的写作资源，去年，他写作出版的长篇小说《仪凤之门》，同样以南京为叙事背景，叙述了当年南京下关商业奇才杨逵的商海沉浮。
杨逵父母早逝，十一岁时辍学寄居到姑姑家。姑姑杨氏精于算计，待人刻薄，把杨逵当童工役使。十四岁起，杨逵就和水根、冯亦雄一起成为杨氏车行的黄包车车夫，每天将挣到的车费作为份子钱上交给姑姑，以换取低劣的裹腹食物。
白手起家的商人，其第一桶金往往“渗透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杨逵也是如此。杨逵他们“三仁车行”的启动资金来自对四川阔少潘美仁的敲诈。此后，他们哥仨又在炳哥的带领下到各商铺收保护费。当时尚在辛亥革命前夕，身为革命党的巡警张海涛对“三仁车行”的各种非法勾当心知肚明。出于“革命事业”的需要，张海涛一直在纵容这样一个犯罪团伙，张海涛甚至有意让杀人犯水根从自己眼皮底下溜走，而后又将“三仁车行”改名为“三仁货栈”，成为革命党秘密接头点，并成功将杨逵和冯亦雄发展为革命党人。
南京城的起义失败，彭锦棠遇难，杨逵和张海涛侥幸逃脱。可仅过了两个月，南京就成了中华民国临时首都，革命党人由此享受到了无上荣光，张海涛则加入国民党，成为省议员。“投身政坛的张海涛知道，眼下的中国要想搞实业，要想做生意，没有官场的背景绝对不行。”在张海涛的护佑下，三仁货栈改名为“三仁贸易有限公司”，生意扩大了无数倍。
在叶兆言笔下，政客不仅凭借其庞大的权力关系网充当商人的“保护伞”，也凭借其敏锐的政治嗅觉充当商人的“指路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张海涛察觉到中日关系会陷入紧张境地，劝告杨逵抛掉手中的日货。于是，杨逵赶在“五四运动”到来之前中止与日商的合作，抛售库存的日货，还象征性地烧毁了部分日货，被媒体标榜为爱国商人的典范。
韩国钧省长有意在下关地区重新打造一座城门——海陵门，在张海涛的介绍下，这桩大买卖交给杨逵去做。海陵门这样的市政工程，给韩省长带来了政绩和名声，给杨逵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但也正是这样的巨大成功，让杨逵野心大增。此后，杨逵充分利用资本杠杆，大量向银行和商家借贷，购置了大量土地。作为下关地区能量最大的商人，杨逵的生意横跨贸易、地产和实业三大领域，后来又拓展到了娱乐业，规模之大令人瞠目，债务之多也让人咋舌。
战乱时期，军费的筹措经常运用非正规手段。孙传芳的部队征饷让南京的商人们闻令胆寒，新到任的陈省长又让杨逵为南京的建设多多出力。早就陷入经济危机的杨逵不敢应承陈省长的要求，彻底得罪了这位省长大人。两人的会谈不欢而散，陈省长连最基本的礼遇都不肯给杨逵，直接摆手让杨逵自己叫车回去。政商关系良性互动之时，尔浓我浓；政商关系恶性互动之时，两败俱伤。此后，陈省长罢官而去，杨逵举步维艰。
棺材商朱老七利用杨逵的债务状况偷偷收购“快活林”的股份，架空了杨逵的话语权。北洋军队的胡作非为导致英美舰队炮轰南京城，国民革命军首长在张海涛的引领下找杨逵作为代表去与英美军方谈判。就在杨逵的见证下，英美机枪朝着下关标志性建筑——歆琪记营造大楼扫射。杨逵苦心经营的商业大厦坍塌了，杨逵引以为傲的妻子中弹身亡。
张海涛帮着杨逵一步步建立起了商业大厦，又在顷刻间让他的大厦塌陷下去。
除了杨逵商海沉浮这条明线，小说还有一条政商关系的暗线——朱老七的发迹史。棺材商朱老七不动声色地成为下关地区的首富，并不像他自己所宣称的“有的人能成事，是做了什么，还有的人能成事，是没做什么”。对于朱老七的背后靠山，小说只在结尾处透露了一点点——区长潘恩重，至于其他更大能量的“保护伞与指路灯”，只能留给读者遐想了。
《仪凤之门》里出现了许多有真名真姓的历史人物，它对南京城历史风貌的介绍也合乎史实。但合乎的商业逻辑又完全是现代化的，叶兆言借着这样的历史书写，写出了他对现实的细致观察与缜密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