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解放
我不是茶道中人，更称不上是品茗的行家里手，我只是好茶，对茶情有独钟。故乡四明山区，就盛产茶叶，历史颇已悠久，晋代王浮《神异记》、唐朝陆羽《茶经》等均有“余姚人虞洪入山遇大茗”的记载，但真正闻名遐迩还是在改革开放以后，茶农们科学栽培，精工采制，以“瀑布仙茗”“四明龙尖”“云雾十二雷”等新老品牌，逐步走出余姚，在茶叶市场上赢得一席之地。
茶的历史久远，陆羽说，“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神农本草经》记载，“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顾炎武在《日知录》里也说，“自秦人入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史学家推断，以茶的饮用为内容的中国茶文化，是以秦对巴蜀的统一为标志，并在广大的范围内逐步传播和普及开来的。到了南北朝时，佛教盛行，僧人静坐打禅，以饮茶来防止瞌睡，饮茶风气由此兴起。通常认为茶“兴于唐，盛于宋”，其实明清时代才是真正的饮茶和茶业的鼎盛期，民间饮茶空前高涨，茶叶的生产和消费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茶的品种甚繁，蜚声中外的品名数不胜举，且色、香、味自成派系，各具特色。对文人雅士来说，茶不单纯是一种解渴的饮料，似乎也是他们的精神寄托，而繁琐的煎茶过程，则成了陶冶性情、享受时光的一种休闲方式。唐宋时期那套繁缛的煮茶程序后来由东渡和尚传至东瀛，演变成现今的日本茶道。据说茶叶当年初入欧洲，西洋人不懂饮用之法，锅里煮透拌上盐、胡椒粉等当菜吃。
茶是中华国粹，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它的意义已超越原先的作用范畴。它那自成体系的文化脉络和性格特色，细致而繁杂，明澈而馥郁，幽静而淡雅，温婉而仁和，似乎将七千年中华文明的精神核心和思想境界都融会贯通于其中。
我向来喜欢苏东坡那句“从来佳茗似佳人”，显然他老人家把茶的内涵与精髓都融入了对佳人的审美情趣。《红楼梦》妙玉“一杯为品，二杯为解渴蠢物，三杯即是饮牛饮驴”的观点我却不敢苟同。多饮茶可有提神活络、清心明目、降暑利溲等功效呢。《本草纲目》中李时珍写道：“时珍早年气盛，每饮新茗，必至数碗，轻发汗而肌骨爽，颇觉痛快。”卢仝在《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里，曾以浪漫主义的艺术手法，描写了茶奇妙的药理作用：“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
林清玄说过：“因为有茶，才觉得清净的生活里有了清欢；因为有这些，才觉得身处茶席间是最好的情境。”我爱茶，爱它的温文尔雅，爱它的谦谦君子的风度，爱它本身所蕴涵的那种无与伦比的精神魅力和超脱品格。我对茶只“饮”的档次，不曾至“品”的程度和境界，但每当心血来潮或兴致所至，时常孤身一人，与世无争地独坐茶馆，守着一壶清茶，自斟自酌，在轻曼优美的音乐中，绵绵思绪随袅袅茶香漫无边际地飘逸。这时候的我才感觉完全属于自己，远离尘世的喧嚣，让浮躁困扰的心灵得到释放，得到沉淀，得到澄滤和净化。
翻启厚厚的中国文化史，酒和茶这两种液体曾浸润着从古至今的文人墨客。酒的性格犹如男子汉似的豪放，茶的情韵仿佛俏佳人般的温柔。酒往往会引致糊涂和狂放，而茶恰恰会催生清醒和慎独。历史上因酗酒大醉所造成的贻误军机乃至亡国亡命的例证难道还嫌少吗？尤其日常生活中，酒后一句话不投机而导致面红耳赤、口沫飞溅、剑拔弩张的情形更是比比皆是。但由嗜茶所酿造的悲剧却至今未曾听说。故茶自然比酒要多几分高洁、理性和率真。所以，与其在觥筹交错中酲酲然且美其名曰“难得糊涂”，我情愿独坐一隅，毫无奢求地手握一杯清茶，在茶那清幽芬芳的神韵之中沉醉更来得怡然惬意。
陆羽研究茶，写出流传千古的不朽专著，被世人尊为“茶圣”；苏东坡爱茶，把茶喻作心中的“佳人”；杨万里懂茶，将“苦未既而不胜其甘”的茶同诗相提并论；赵孟頫、唐伯虎、徐文长等江南才子好茶，促使《斗茶图》、《事茗图》、《煎茶七类》的问世；曹雪芹痴茶，才有“一部《红楼梦》，满纸皆茶香”之说。近代如徐志摩、周作人、闻一多等文坛闯将，对茶尤为爱恋，由此而激发他们创作出众多传世诗文。女作家叶文玲把茶称作“奉献与牺牲的精神写照”，并将其“洁性不可污”的本质与“骨格清奇非俗流”的文学联系了起来。而区区在下则认为茶是“烈火炼体格、碧波涤精魂、生命献人民”的战士。其实，一切对茶的见解和感悟，皆因人而异，仁智各见，我们品茶、说茶、写茶也因人而不同，但真正相同又相通的只有一点，那便是对茶的那一份执着和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