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鹏飞
中国的科举制度发轫于隋大业元年（605），终结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推行时间长达1300年。科举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巨大而深远。纵观史实，其本质是打破门阀血统的束缚，打通平民晋升仕途通道，参考人员不论门第出身、不论行业出身、不论地域出身，走进考场平等竞争，人人可以通过自身努力取得参与政治的机会，从而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人生理想。科举制度拓展了国家选拔人才的社会层面，促进了人才流动，增添了社会活力；推动了教育发展，形成了普遍重视读书的风气，促进了社会的文明与进步。我们既要肯定科举制度在人才选拔过程中在“阳光下”操作的积极意义，更要正视它实际存在着违背公平竞争的各种舞弊取巧行为等诸多弊端。
余姚是中国科举文化史经络中的重要穴位，历代科举上榜人数相当密集。自唐代到清末，余姚县中进士的人数多至658人，仅明清两代就达495人。以明代为例，余姚县以388名进士排名全国建制县第一名，这是科举文化史上的奇迹。梁启超先生说：“余姚区区一邑，而自明中叶迄清中叶200年间，硕儒辈出，学风沾被全国及海东。”这是余姚优学之士众多，科第极为兴盛的高度概括与生动诠释。
《余姚科举研究》60万字，旨在用宏观科举社会时代背景概论与微观典型地域科举叙事的结合，揭示了复杂的科举社会历史现象与普通个体命运的内在关系。首冠《序》《绪言》，正文共9章，后殿相关附录。首冠两篇是信息含量极高的要文。著名明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毛佩琦教授的序文，提纲挈领、高屋建瓴，鞭辟入里、切中肯綮，对《余姚科举研究》在整个科举研究领域的学术影响、学术价值给予充分肯定，对褚纳新“一网打尽式”的研究方法赞赏不已。
绪言站在历史的高度，在统揽本地历史县志及相关郡县志记载科举事项的基础上，借以历史谱牒、碑记、墓志、传记、名士笔记等其他文献资料为线索，对余姚的科举数据进行考证、辨析与统计，从而获取余姚文科进士、武科进士、鼎甲、解元、会元数据的分类与汇总，得到这项发展轨迹清晰的研究成果，这无疑是一项大海捞针、沙里淘金的艰难工程。
正文首章为“中国科举制度溯源”，著者以历史唯物史观为遵循，用历史唯物主义者的眼光，洞悉还原科举制度的时代意义与消极影响。
第二至第九章，分别为“余姚科举概说、科举余响、科举群体、科举世家、杰出科举人物、科举轶事、科举文化遗存和进士录”，一个地方士人进学和中举情况，反映出这个地区文化教育的水平和社会发展的进程，以及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其中“科举世家”章详细梳理了36个科举大户人家内部的结构成分及彼此关系，读者可以考察某个家族的科举历程，研究家族兴衰与科举和时代的关系、各家族相互间的比较及地理分布等，它是打开科举世家历史渊源与后代影响的不二钥匙。
通览全书，史脉考据详实，引入资料丰富，十有八九页插入图、表、像；编排参照辞书，嵌入的人物画像、古籍影印、史迹图片、列表解图，直观明白，图文并茂，逻辑性强，兼具辞书功能。本书还详尽地叙述了科举制度在余姚落地生根的情况及对余姚历史、文化和社会的深刻影响。本书汇集历史文献、实物遗存、文物遗址、科举人物与事件、民间传说等综合信息，系统梳理了余姚的科举发展史，深入解剖了余姚一地的科举文化成就。成此大著，需要在堆积如山的资料中仔细梳理，还要迈开双脚作田野考察，苦苦寻访科举文物和科举遗址，深入乡里向科举世家的后人和邻居作探访。从某种角度上讲，研究一个地方的科举史，就是深入研究这个地方的文化史、社会史乃至政治生活史的重要途径。
褚纳新积三十多年之用功，以一己之力，广搜博征，集腋成裘，抽丝剥茧，徜徉典册之间，躬耕乡里田野，探寻科举文脉，传播、收藏和传承地域科举历史文化，为保护科举文化遗产不遗余力。他秉持的正确历史观与研究方法更值得读者进一步研究与发扬。
该书对科举史发展的全程做了系统考察和梳理，我们所看到的科举史，不再是单个案例的孤立罗列，而是骨肉相连，不可分割的一个灵动鲜活的有机整体。作者把长达1300年的科举发展过程的脉络写了出来，奉献给读者一个比较清晰的轮廓。一个业余研究者，能把科举历史时代的特点及其跟人的命运发展的关系写出来，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