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友土
昨天晚上，我又梦见我二哥了，他依然穿着那件对面襟布衫，头戴着一顶竹箬帽，脚穿着一双草鞋，肩背着锄头、铁耙，大踏步地走回家。我正想迎上去叫他，却突然惊醒。便再也睡不着了……二哥离世已整整十年，但他那魁梧健壮的身影依然时常在我脑海中浮现，他那洪亮爽朗的笑声依然时常在我耳畔回响……
我二哥的名字叫杜林，比我大了足足14岁。从我懂事的时候起，我们家里就只有母亲、二哥和我三人。后来我才知道，在我4岁那年，我父亲就因病去世，而比我大23岁的大哥，从十七八岁起就与村里的几个好伙伴一起，背井离乡来到姚西北农村做长工，后来被一户人家看中当上了“上门女婿”。因此，他除逢年过节外，平日很少回家。
在我们三兄弟中，我二哥的外表形象是最“帅气”的，那样子极像电影《平原游击队》中的游击队长李向阳。当然，在我们三兄弟中，我二哥的脾气也是最“硬”的。正是凭着这股“硬”脾气，他在小小年纪就扛起了一个十分贫穷的家；凭着这股“硬”脾气，让他赢得了村民们的信任，二十多岁就成了一名村主要干部；但也因为这股“硬”脾气让他遭受了一场人生最大的冤屈，多年以后才得以平反……
听我母亲说，我父亲去世时，留给我们一家人的只有两间破楼房，其中一间算是“正屋”，是全家人用来吃饭睡觉的；还有一间叫“豆腐间”，是父亲生前用来制作豆腐和堆放柴草的。另外就是几块贫瘠的山坡地。获知父亲去世的消息，赶回家里料理丧事的大哥悔恨不已：自己不应该那么早就在他乡成家，以致无法尽到赡养母亲和照顾两个弟弟的责任。但当时年仅18岁的二哥却爽声说：“你既然已经成家，就照顾好那个家。这个家我会管好的！”
但在当时那个年代，要管好一个一贫如洗的家谈何容易？能保证全家人每天不饿肚皮就很不错了！而我二哥最担心的是我这个年幼的小阿弟，因我从小身体就十分瘦弱，二哥觉得要让我今后能过上好日子，必须让我读好书！因此，他不顾家庭经济十分困难，在我七岁那年下半年就替我在村校里报了名（当时学校规定小孩子的小学上学年龄是八岁）。但我母亲不放心我那么小就去上学，没同意。后来我在八岁上半年去上学时，就直接读了第二册。等到我读初中时，住在我家附近的一位村校老师对我二哥说：“像友土这样学习成绩比较好，但家庭确实困难的，只要家长填一张申请书，学校可以减免书学费的。”但我二哥听后一口回绝：“填什么申请书？这点小事体我自己会解决的！”好在我还算争气，读高中时被学校推荐为“保送生”，书学费全免，这才减轻了家里的经济负担。
确实，对于我二哥来说，真正严峻的困难还在后面。那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们一家人吃好晚饭，正和邻居们一起乘凉聊天，突然听到不远处传来“哗啦啦”一阵巨响，大伙都猛吃一惊，纷纷猜测是哪家的房屋倒坍了？正在这时，一位邻居心急火燎地赶来告诉我二哥：“杜林，快去看看，你们家的豆腐间坍了。”听他一说，我们三人急忙赶过去看，果然是我家的“豆腐间”的后半间房梁坍了！我母亲见状，当即痛哭起来。我二哥却劝慰她说：“不要紧的，我会修好的。”但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下午，我家正屋的后半间的房梁竟然也坍塌了。在不到两天时间里，一户人家两次坍房。见此情景，我母亲伤心欲绝，而我二哥则不停地劝慰她：“侬不要担心，屋坍了不要紧，好在我们人没有受伤，总有办法的……”村里的领导得知我家接连遭遇意外，赶来问我二哥是否需要让村里干部凑点钱救救急。但被我二哥一口回绝：“不需要！再大的困难，我也会自己想办法解决的。”幸亏我二哥的人缘极好，有的邻居和我二哥一起到离家十多里外的深山里砍来树木当房梁、椽子,有的邻居送来自己家里闲置的砖瓦，还有的泥水匠、木匠主动赶来帮我家修房……
但未曾想到两间破屋刚修好，我二哥就累倒在床上，发起了高烧，接连好几天滴水未进，嘴里还大声说着胡话。见此状况，我母亲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后来邻居帮忙，请来村里的一位“土郎中”，给我二哥看后说他是因为极度疲劳所致，让我母亲给他灌几贴退烧的汤药试试看。幸亏我二哥身体强健，经过一个多月的顽强抗争，他的病竟然奇迹般好转了！
而更让我二哥未想到的是，这场突发的大病未能夺走他的生命，而一场意外的“运动”，却差点夺走了他的政治“生命”。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农村兴起了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我二哥因年纪轻、干劲足、工作魄力大，先后被社员们推选为初级合作社和高级合作社主任。当时的村党支部书记也觉得我二哥出生贫苦，是棵“好苗子”，很有培养前途，并亲自介绍他加入党组织。
然而世事难料。那一年秋天，公社领导突然召开农业社主任会议，说是按照上级要求，为了提高当年茶叶产量，各个农业社都要组织社员采摘秋茶。但我二哥听后当即表示坚决反对。因为茶叶是当地农民的一项重要经济收入，历来每年最多在春夏季节采摘两次。如果在秋季采茶，那就只能把茶树上留存的老茶叶摘掉。这样一来，当年的茶叶产量看似提高了，但第二年春天萌发的茶芽，就会因没有老茶叶的保护而冻死，从而严重影响第二年的茶叶产量和茶农收入。公社有关领导见我二哥竟敢公开反对上级决定，就对他提出严重警告：不要为了这件事毁了自己的大好前程！但我二哥却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不肯认错。公社有关领导见我二哥“一意孤行”，就借当时正在开展的“插红拔白”运动之机，把他当作一面“白旗”拔掉，不仅撤销了他的合作社主任职务，还开除了他的党籍。
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村领导找我二哥个别谈话，说是上级已下达文件，凡是在那个年代被处分的干部，一律给予平反，并恢复党籍，并表示在村委会换届时，将重新请他参加村里的工作，但被我二哥婉言谢绝。
时隔不久，村领导再次找到我二哥，要求他出任“水利调解员”一职，协助村干部做好村民之间的水利纠纷调解工作。就这样，我二哥又当了二十多年的“编外”村干部，直到他患病时为止。
十年前的初夏，我二哥因病情加重不幸去世。出殡那天，天空下起了滂沱大雨，仿佛老天爷也因为失去了一个一身硬气的好男儿而伤心不已！村党支部和村委会以村干部的规格，在村委会大楼面前的广场上，为我二哥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几百名村民撑着雨伞、披着雨衣自发赶来，为他们心中的“杜林主任”送别。当我听到村党支部书记满腔深情说出：“沈杜林同志是我们党的一名好党员，是我们村的一位好干部”时，我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扑通”一声跪倒在二哥的灵柩前，放声大哭，心里呼喊着：“二哥，你听到了吧，党组织已为你作出了最公正的评价，你可以安息了！”
二哥虽然已经离世十年了，但他做人的志气、勇气和骨气，一直激励着我跨越人生道路上的一道道坎坷，战胜工作和生活中的一个个困难，勇往直前，笑迎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