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元振
俗话说：“五里凉亭，十里茶亭”。据记载，从前余姚姚北沿海地带，有慈善茶亭58座，并贯以不同的茶亭雅名。姚江两岸也有众多茶亭，如丈亭渔溪有一座建于明代嘉靖四十五年（1566）的过街茶亭，当地人俗称“渔溪凉亭”。在河姆渡遗址旁，至今还存有建于清代乾隆五十年（1785）的《黄墓渡茶亭碑》。碑石高170厘米，宽90厘米。碑额横镌首题6字，下为碑文609字，楷书，分18行，行21至34字不等。根据碑文考释如下：
黄墓渡，现称河姆渡，位于黄墓山下，今属余姚市河姆渡镇。据清雍正《浙江通志·山川》说：“黄墓山在县（慈溪）西南三十五里，一名覆船山，山平坦，状如覆船，相传山上有汉黄公墓。”再据《史记·留侯世家》注：黄公原姓崔，名广，字少通，隐居夏里修道，故又号夏黄公。他与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一起隐居商山（今陕西商县东南），史称“商山四皓”。他们在协助汉惠帝刘盈使战后的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后，就各奔东西。黄公退隐余姚大隐山，死后葬于覆船山。据黄宗羲《四明山志》载：“大隐山夏侯争先《地志》云：大隐山南入天台，北峰为四明东麓，以大里黄公墓所得名。”清代罗坤有《过黄墓渡怀黄公》诗：“头上无天地少尘，覆船真可与翁邻。江流不解先生意，浪语传呼古渡津。”
清代杨兆熊也写有《经黄墓渡有感》诗句：“子房水石投，商山奚借重。商山虽云高，乃为雉吕用。惜哉孝惠孱，七年辜汉统。黄公胡为者，遁逃句甬东。爵禄不可羁，万古激清风。我来寻遗垄，不见汉黄公。但见沧江上，芝田烟霭中。”河姆渡《芦山寺志》则进一步解释“黄墓渡”演变成“河姆渡”的原因：“黄墓渡，俗讹河姆”。
黄墓渡古为“宁郡通衢……熙攘攘往来者实繁”。潘、冯二人自小生长在这一带，经常目见“有渡而无船，徒步者每至临流而思返；或见人多而船囗，负者不免宵济而争舟者；甚至江涛汹涌涉大川而不利者”。于是，“爰倾己囊，各捐银五十两，以为乐善之首，以作义渡之资”。然而，义渡主体工程虽即将告竣，但尚存较大资金缺口，如渡船、凉亭、道岸等附属工程也有待修缮和更新，渡口今后的日常管理人员和费用也须落实。因此，特立此碑，“惟愿吾郡能人长者，四方有道君子，善与善相应……以仗义赠千金于一诺，或多或寡，不拘其数”。只有这样发动“千百人有同善”，同献爱心，才能积聚资金和渡产，以确保渡口“即垂诸千百世亦不敢废焉”。
碑文还标示了新置渡产和部分旧置渡产的田亩数及所在区域，以备日后查考。碑文中提及“又所有茶亭老产，田地字号亩分，另有老碑载明，故不又载”的“老碑”，当指早于《黄墓渡茶亭碑》的《黄墓渡碑记》。其碑文巳为光绪《慈溪县志·舆三·渡》全文收录，其中“爰集同志十余人，各出制钱若干，别置腴田数亩，连旧共若干余亩，自今以往工食既裕，经费益充，所有修造及添补等项俱有，不至于竭蹙者……爰有字号亩分，并乐助姓名，一切开载勒于碑阴，以垂不朽”的渡产记载，当与《黄墓渡茶亭碑》所记互为接合。碑文落款人其中一位是潘钦臣。现余姚市河姆渡镇，旧属慈溪县石台乡十六都。在镇东部有两座山，一名芦山，一名霍山。二山之西侧，有一条河，是姚江支流，名泾浦。在两山一河之间，有一个古村，旧称潘村。全村几乎都姓潘，也称“慈溪芦江潘氏”。潘氏在此繁衍已700余年，可谓是“诚巍然石台乡之一巨族也”。潘钦臣即为潘氏第二十五世。据光绪《慈溪潘氏宗谱》记载：“潘钦臣经商致富不忘乡里，晚年有造凉亭、建义渡等诸多善举”。
考察茶亭，阅读茶碑，也进一步证实河姆渡茶事最具特色，是古代育茶、种茶、制茶、饮茶的家园，在中国茶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一席。
早在1973年，在河姆渡遗址发掘过程中，考古专家在一些堆积在古村落干栏式房屋附近发现了樟科植物叶片，发现疑似原始茶遗物。2000年又在与河姆渡遗址相距很近的田螺山遗址距今6000多年前的文化层中，挖掘出土三丛疑似山茶属植物遗存。2015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联合研究认定山茶属茶种植物遗存，是迄今为止我国境内发现最早的人工种植茶树的遗存。
河姆渡第四文化层出土的陶器——夹炭黑陶，距今已有7000多年历史，是新石器时代最早的陶器鼻祖之一。在遗址挖掘出土的文物中，有许多破损陶土器具，经过修补完善，这些陶制品形状各异，造型古朴，茶具餐具兼用。遗址中还发现一个木筒，呈上下等距的圆柱体，中间挖空，深如一段毛竹，两头有木质圆饼可塞住，外表磨得滚圆细密，外壁的两头缠上藤篾一类的圈，还上了漆，显得十分精致。专家认为这是茶的一种特殊器具，是用来珍藏少量高档樟科植物叶片的茶具。
河姆渡四明十二雷，产自附近的三女山、虹岭、上芝林等地。元代王元恭著有《至正四明续志》，其中写到四明十二雷的出处：“以车厩岙三女山资国寺旁所出，称绝品。”对以“十二雷”作为茶名，在当地流传着一个美丽的传说：车厩岙有三位姑娘去深山采茶，山岙中有条蓝溪，她们被明净似镜的溪水所吸引，忘情地在溪水中嬉浴。不料，被十二声雷电击中，随之化作三座相连的山峰，永驻溪边。从此以后，每年春雷隆隆之时，山上就会长出又嫩又香的茶叶，人们就称之为十二雷茶。
河姆渡茶叶作为贡品，始于南宋，至明代茶叶生产出现了“炒青已到更阑后，犹试新分瀑布泉”（黄宗羲《制茶》）的情景。罗江村人罗廪（1579～？）在《茶解》说：“绍兴进茶，自宋范文虎始；余邑贡茶，亦自南宋季至今。南山有茶局、茶曹、茶园之名，不一而止。盖古多园中植茶。”据明代《浙江通志》记载，在车厩岙一带，从元代到明万历300余年间，在车厩岙内设置制茶局，每年入贡茶260斤，数量占浙江贡茶总量的一半。
对于河姆渡茶事，历代先贤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献。东晋高僧支遁，云游到河姆渡一带，恋景寓居，创建律院，在《咏怀诗》中说：“霄崖育灵蔼，神蔬含润长。丹沙映翠濑，芳芝曜五爽。”清代全祖望在河姆渡虹岭曾写有茶诗：“高岗茗草并兰生，制茗当如兰馥清。彻夜经营调火候，全家楺焙到天明。老夫倦睡两三觉，小鸟欢呼千百声。起煮天泉香入口，建溪沽诸浪垂名。”罗廪在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写成了蜚声海内外的名著《茶解》，提出的茶栽培、制作、储存等开创性理论，在明代茶书中尚无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