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 雯
人物简介
孙国平，浙江慈溪人，1988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就职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从事浙江史前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参与或主持了浙江省内遗址的数十次野外考古发掘。其中，连续15年主持河姆渡文化代表性遗址——田螺山遗址的主动性考古发掘和多学科研究，已撰写和发表了《宁绍地区史前文化遗址地理环境特征及相关问题探索》《远古江南》等数十篇考古简报、报告、学术论文和论著，曾应邀先后赴日本、英国、菲律宾、美国、韩国、瑞士、澳大利亚等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开展学术交流。2017年以来主持井头山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其成果获评为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中国重要考古发现（六大）。
采访纪实
穿越历史的烟云，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风雨始终生生不息、历久弥新，灿烂的河姆渡文化在这本史册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今年是河姆渡遗址发现五十周年。近日，记者和孙国平相约在井头山遗址见面。“五十年前发现的河姆渡遗址迄今仍是浙江以及中国沿海地区最重要的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是代表长江流域和整个中国南方地区史前社会的最主要窗口。”他的语气中透露着骄傲。
“蛮荒之地”竟出土七千年文化
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远古时期的长江中下游和南方地区“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社会经济和文化水平一直落后于黄河中下游地区。
“司马迁将南方地区或长江流域表述为‘蛮荒之地’、不太适合早期人类居住。在这个历史背景下，1973年前，我们浙江的考古工作主要在杭嘉湖平原地区开展。”孙国平介绍道，当时，不少专家都认为宁波、绍兴甚至余姚四明山山脚下这一带滩涂和低海拔的平原地区不太可能有早期人类活动的遗存。
1955年西安半坡遗址的发掘，引起国内外的很大轰动。因此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学术界更加肯定黄河流域是中华远古文化的主要发祥地。
这一根深蒂固的历史观点直到1973年夏天河姆渡遗址的发现才被打破。这一考古大发现就像一道闪电，划破了当时社会公认的中华文明发祥地在黄河流域这一认知的夜空。
而在河姆渡遗址刚发现之初，仍然有不少专家学者对此事怀抱将信将疑的态度。“对出土文化遗物年代判断是否出错”是当时持怀疑态度的专家学者普遍的疑问。而这些疑问，随着眼见为实的干栏式建筑、“金黄色”的稻谷壳和大量碳化米的的出土，以及多个碳十四测年数据的出台，均被一一粉碎。
“小学毕业那年，去余姚龙泉山参观了河姆渡遗址第二次发掘成果的特展，这份特别的人生经历好像冥冥之中就与‘河姆渡’有着深深的缘分。”当时的参观印象在孙国平的记忆里埋下了一颗种子，高考那年，作为慈溪高考“状元”的他经过一番思考，选择了北京大学考古系。
“在大学时有一门课叫新石器时代考古课，教材里出现了河姆渡遗址的内容。老师知道我是慈溪人，也特地问我有没有去过河姆渡遗址。可能是心理距离很近吧，这门课学得特别用心。”回忆起大学时光，孙国平不禁莞尔。而工作至今30余年，他更是一直与河姆渡文化的几个重要遗址相伴，埋头多年主持发掘了田螺山遗址和井头山遗址，他形容这就是“双向奔赴”——河姆渡文化的多个遗址成了他比家人还重要的陪伴对象。
三代考古人接力揭开河姆渡遗址“神秘”面纱
“河姆渡遗址的保存完好意味着它的研究潜力还能进一步提升，到现在都有越来越多的国内外专家学者在密切关注河姆渡遗址的木构建筑、地理环境、稻作农业和原始艺术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孙国平告诉记者，除了田螺山遗址与河姆渡遗址相似外，目前还找不到第三个能代表远古江南地区历史面貌的清晰窗口，河姆渡遗址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影响至今仍未动摇。
暑期的河姆渡遗址博物馆，虽烈日当空，但丝毫没有减少参观者的热情。近日，当记者来河姆渡遗址博物馆时，馆内依然人头攒动，出土的各类文物敞开怀抱迎接着八方游客。从大门往里走，整个博物馆被土黄色包裹，不少仿真还原的场景，更是穿越时空将游客带回七千年前的河姆渡。可以想象，河姆渡先民驾舟捕鱼捞虾，吃着桃、梅、杏、柿、菱等果实，畜养着狗、猪、牛等动物，并用原始的织机纺织衣物，过着简单而又富足的生活。
隔着玻璃看到七千年前像芝麻般细长的稻谷、还保留着拳头大小的原样骨头、至今看上去仍叹为观止的劳作用具安静地躺在展示柜里，接受万千游客的注目。在我们面前这些既壮观又精致的考古出土文物，正是像孙国平这样的考古工作者一代又一代接力钻研的结果。
“河姆渡遗址的50年凝聚了三代考古人的心血。”孙国平介绍道。从1973年到1988年，是河姆渡研究的第一代。“第一代考古专家从年代、文化面貌、历史意义上做出了初步判断和奠基性的贡献。”
孙国平介绍时，记者站在井头山遗址挖掘现场看到考古发掘人员仍在非常细心地用小手铲不停挖着，虽然没有看到当年发掘河姆渡遗址的盛况，但想来应是在更简陋的工作条件、更艰辛的操作环境下，但同样心怀炽热和憧憬的考古专业人员不辞辛劳一锹一锹地干着，支撑他们这样坚持的正是一份高度的责任心和对祖先们创造的文化遗物的一份崇敬和自豪。
正是有了第一代考古人的艰辛付出，使河姆渡遗址成为余姚、宁波乃至浙江的“金名片”，也使河姆渡遗址成为了复原六七千年前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面貌的最清晰窗口。
“从1986年到2003年，浙江的考古前辈们的研究重心主要放在了良渚文化上，对河姆渡文化研究有所放缓。在那段时间之后，从2004年到2013年，我个人则把工作精力调整到主持田螺山遗址的考古发掘上了。”孙国平侃侃而谈。挖掘田螺山遗址时期的社会经济条件、学术理念以及科技手段相比挖掘河姆渡遗址时期有了大幅度提升。而田螺山遗址不负众望，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河姆渡文化中地面环境保存最好、地下遗存相对完整的一处史前村落遗址，对于充实和完善河姆渡文化内涵，全面深入推进河姆渡文化考古研究提供了宝贵契机。
灿烂的河姆渡文化传承赓续
“我是在几代考古人打下的基础上幸运地顺应了社会发展给我们创造的条件，顺利地做好田螺山遗址的发掘工作，并迎来了井头山遗址。井头山遗址的发现是河姆渡文化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基本上探明了河姆渡文化的来源问题，把宁波地区的人文历史又向前推进一千年，更重要的是确定了宁波地区是中国海洋文化起源的重点区域。”孙国平坦言道。2020年当发现井头山遗址的消息传到宁波籍的著名文化学者冯骥才先生耳朵里的时候，他惊喜地说，“故乡的历史渊源之深之远，无法想象了！”
目前，如何进一步研究、保护和利用河姆渡文化的各个遗址是摆在研究者和各级政府部门目前的三个重要课题。孙国平告诉记者，“在遗址的保护和利用方面我们还在努力，但不仅仅需要我们专家的努力，还需全社会共同发力。”
“那考古人究竟在追寻什么东西呢？”记者问。孙国平笑了笑，眼神很明亮。“人类文化在衣食住行方面可以是一个整体，但世界各个地方还有不同文化个性，就是这些文化的独特性造就了不同地域不同的风土人情，吸引我们去了解不同国家、地区的历史人文。”顿了顿，他接着说，“我们的终极目标是为了利用好珍贵的文化遗产，提升全社会的精神品位，促进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河姆渡文化作为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具有独特性和影响力的考古学文化，在中华文化中也有其崇高的历史地位。“上下七千年源远流长的文化成为了人们的精神寄托，更在无形中提升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尊。”孙国平认真地说，“这就是我们考古人追求的意义。”
采访手记
孙国平老师作为考古专家，主持考古发掘工作的时间已经超过我的年龄，但每次见到我他都很热情地和我打招呼，像个熟络的长辈。以往见到孙老师，他穿的都是雨靴，这次却破例穿了运动鞋。腰间的皮带风尘仆仆，原本的棕色都泛了白，我问孙老师皮带是否有特殊的意义，他说是他“念旧”和节俭的本色。
在井头山遗址和我们讲解的几个小时，孙老师像只“骄傲的孔雀”，笑语晏晏地向我们展示着这么多年来考古人的研究发现。从文物库房讲解到遗址发掘场地内，孙老师滴水未进，我却被太阳晒得唇焦口燥，连连跑回车内拿水。孙老师笑着说他在白天因为不方便带水到发掘场地上，所以野外发掘过程中不喝水已经习惯了。
从事考古研究工作30余年，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人或事？我问道。只见孙老师想了想，他说：“2019年井头山遗址挖掘经过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后，带着贝壳的文化层穿越八千年时光在我眼前展现，我心里既兴奋又释然。”当他亲手揭开一块贝壳表面上的淤泥，万千猜测终于在这一刻尘埃落定。
“泱泱中华，历史悠久，文明博大。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中创造和延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习近平总书记如是说。而现在，看着孙老师对我挥手送别的身影，我越来越坚定，追寻历史真相，其中一部分“寻根”的任务就落在这些风尘仆仆的考古人的肩头。
五十周年，对于人的一生来讲已然很长。但纵横历史上下七千年，五十周年只是再小不过的历史时间单位。在浩瀚的宇宙中，人类不过是沧海一粟，但踩在前人经验的肩膀上，或许可以窥探更多人世间的奥秘、体验奋斗者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