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育成
浙江大学的“余姚先贤”情结，最早可追溯到其前身——1897年由当年的杭州知府林启创办的求是书院。求是书院成立之初，在校风学风上就渗透着“余姚先贤”的精神；如当时指定学生必读的少数几本书中，便有黄梨洲的《明夷待访录》。这之后的几十年间，求是书院几经更名，直到1928年7月定名为“国立浙江大学”；1950年10月，“国立”二字被去掉，改名为“浙江大学”。
1936年4月7日，竺可桢被任命为浙江大学校长，并于4月25日走马上任。竺可桢是绍兴县人，对同属绍兴府的余姚先贤，可谓是推崇备至。上任当天下午，他在向浙江大学师生作的《大学教育之主要方针》的就职演讲中介绍了余姚先贤：“远的姑不具论，只就近三百年的浙江学术史中，我们就可举出两位杰出的人物。他们承晚明败坏之余，而能矫然不阿，以其宏伟的学问、光明的人格，不但影响浙江，且推及于全国，甚至播教于海外，并且影响不限一时，而且及于身后几百年，这就是我们共知的黄梨洲先生和朱舜水先生。黄梨洲因为图谋抗满复明，被清廷指名缉捕至十一次之多。匡复之谋不成，乃奋志著书讲学。他那部《明夷待访录》，包含了浓厚的革命思想，《原君》之作，早于卢梭的《民约论》一百年，实为近代民权思想的先觉。他所至讲学，著述极富，弟子光大其教，影响吾浙学风甚深。朱舜水与梨洲是余姚的同乡，并且同是复明运动的健将，曾到安南、日本运动起义，事既不成，就隐遁日本，立誓不复明就不回国，因此终其身于异国。那时日本人已传入我们浙江大儒王阳明先生的学说，他的伟大人格也就引起他们的重视。日本宰相德川光国尊之为师，讲学论艺，启导极多。所以梁启超先生说，日本近二百年的文化，至少有一半是他造成的。梨洲、舜水二位先生留给我们的教训，就是一方为学问而努力，一方为民族而奋斗。因为他们并不仅为忠于一姓，推其抗满的热忱，就是抵抗侵略的民族精神。我们不及详说浙江其他伟大的学者，单说这二位先贤，已足为今日民族屈辱中我们所以报国的模范。”（见《浙大教育文选》）
作为学风的“求是”二字，最早体现在求是书院这个称谓上；但其正式成为校训，则要推至1938年。
1937年7月，日本侵华战争爆发；8月，日寇进攻上海，杭州危在旦夕。为了坚持办学，是年9月，竺可桢毅然率领全体师生踏上西迁之路。横穿浙江、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六省，行程2600多公里，历时两年半，最终举校迁至贵州省遵义、湄潭，并在当地办学七年。这就是著名的抗战时期浙江大学西迁办学历史。
1938年下半年，浙江大学迁至广西宜山。在11月1日的开学典礼上，竺可桢作了《王阳明先生与大学生的典范》之专题演讲，竺可桢云：“因地思人，我觉得王阳明先生正是今日国难中大学生最好的典范。”“今日广西省的境域，多是先生遗惠所在之邦。今浙大以时局影响三迁而入广西，正是蹑着先生的遗踪而来；这并不是偶然的事，我们正不应随便放过，而宜景慕前贤，接受他那艰危中立身报国的伟大精神。”“阳明先生才高学博，无论在学问、道德、事业，与其负责报国的精神，都有崇高的造就；在此国家蒙难学府播迁之中，他那一段艰苦卓绝穷而益奋的精神，更是我们最好的典范。”“综观阳明先生治学、躬行、艰贞负责和公忠报国的精神，莫不足以见其伟大过人的造诣，而尤足为我们今日国难中大学生的典范。”（见《浙大教育文选》）
这次演讲后，竺可桢便提出要以“求是”作为浙江大学的校训；1938年11月19日，校务会讨论通过了该项提议。
竺可桢十分尊崇王阳明的品德与学风，特别赞赏其求是精神：“所谓无心同异，惟求其是，正是阳明的博大不立门户的精神。……阳明先生这样的话，正是‘求是’二字的最好注释，我们治学做人之最好指示。”（见《浙大教育文选》）
1948年10月29日，竺可桢在对新生的讲话中又强调：“先哲王阳明氏有言：‘我心以为是，虽千万人非之而不改；我心以为非，即孔孟是之而不易！’壮哉求是精神！”（见《浙大教育文选》）
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翌年夏，远在遵义、湄潭的校本部迁回杭州，并新建两座教学馆。为了纪念阳明、梨洲、舜水三先生，让浙江大学师生见贤思齐，将新建教学馆分别命名为梨洲馆、舜水馆，与原文理学院大楼之阳明馆鼎足而三。
在当年决定把“求是”二字作为浙江大学校训后，竺可桢请国学大师马一浮写校歌歌词。马一浮作的歌词，以文言文为主，虽文理艰深，但含义深远，很能体现浙江大学所追求的求是精神。这首名为《大不自多》的歌词由著名作曲家应尚能谱曲，经校务会通过后，正式定为浙江大学校歌。
马一浮先生曾为朱舜水著作回传故里作出过重大贡献。朱舜水的著作，康熙年间即在日本广为流传。清末，日本人稻叶岩吉编辑《朱舜水全集》。1913年，31岁的马一浮，受岳父、浙江都督汤寿潜委托，根据稻叶本编订《舜水遗书》十二册并印行。
浙江大学的“余姚先贤”情结，也可以说是竺可桢个人的“余姚先贤”情结。细究其向全校师生介绍余姚先贤的时代背景，都是国家遭遇列强侵略或处于严重危机的时代。竺可桢希望浙江大学的师生学习余姚先贤“不忘致用实行为国效劳的精神”，成为“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会，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同时他提醒大家：“现在救国的责任，已在诸君身上，希望大家能担当起来。”
竺可桢不仅用“余姚先贤”精神激励师生，同时也激励自己，使得浙江大学在他的带领下，在短短的十三年时间里，由一所规模不大的大学崛起为当时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并被英国著名科学史学家李约瑟誉为“东方剑桥”。
如今，浙江大学新校区有三个学术报告厅，再次用余姚先贤的名字命名——阳明厅、梨洲厅和舜水厅，这也体现了浙江大学的“余姚先贤”情结在新时代的传承。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横亘于浙江大学启真湖之上的“阳明桥”，连接着学生活动中心和图书馆；这是否同样寄托了竺可桢老校长的心愿——即莘莘学子在追求知识的现代道路上，也应时刻心怀古代先贤的伟大情操，将求是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