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焕灿
离余姚城东九里有山，称九垒山，又称九里山。在元末明初时期，这里曾隐居过一位名闻宇内的著名画家、诗人王冕。他携妻孥隐于九里山，种梅千枝，筑茅庐三间，题为“梅花屋”，自号“梅花屋主”，以卖画为生。《光绪余姚县志·古迹》卷十四载：“梅花屋，诸暨王冕隐居余姚九里山，种梅千树，自题为‘梅花屋’。”《嘉秦会稽志》《明史·文苑一·王冕》等均载有：王冕隐居九里山，种梅千树，建梅花屋，自称梅花屋主。此外，清代吴敬梓的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即以王冕开篇，写他自学成才后，避走北方游历，卖画为生，隔一年，天下大乱，王冕预知“一代文人有厄”，乃避居余姚九里山。《历代笔记小说选·王冕传》认为王冕为人特异，欲见他的人，进见礼节更加恭敬。《诸暨县志·本传》卷二十七，等等，众多历史文献资料均载有王冕事迹和隐居九里山。至明末，“梅花屋”毁而不存。
王冕（1310—1359)，字元章，号煮石山农，亦号食中翁、梅花屋主等，诸暨枫桥人，元末著名画家、诗人、篆刻家。享年五十岁。王冕的远祖无疑是官僚家庭，但传到王冕的父亲已成为一贫如洗的农民。徐显的《稗史集传》载：“父力农，冕为田家子。”王冕出身贫寒，性格孤傲，鄙视权贵，诗作多同情人民苦难、谴责豪门权贵、轻视功名利禄、描写田园隐逸生活。
王冕七八岁时，父亲叫他在田埂上放牛，他偷偷地跑进学堂去听课。傍晚回家，竟然把放牧的牛忘记了。不久后，王冕离开家，寄住在寺庙里，借着佛像前长明灯诵读。
王冕行事异于常人，他在《楚辞图》上看到画的屈原衣冠，便自造一顶极高的帽子，一件极阔的衣服，买一乘牛车，载了母亲，戴了高帽，身披绿蓑衣，足穿木齿屐，执着鞭子，挂着木剑，引吭高歌，往返于市中。一群孩子跟着他笑，他也不在乎地向他们笑。(宋濂《王冕传》)。或骑黄牛，持《汉书》诵读，人以狂生视之。他下东吴，入淮楚，历览名山大川。老友秘书卿泰不华欲荐以官职，力辞不就，南回故乡。朋友著作郎李孝光想荐他为府吏，王冕说：“我有田可耕，有书可读，岂肯送公文做人家的使唤？”(《诸暨县志》)。
宋濂《王冕传》记载：“王冕既归越，复言天下将乱，时海内无事，或斥为妄。王冕乃携妻孥隐于余姚城东的九里山，种梅千枝，筑茅庐三间，题为‘梅花屋’，自号‘梅花屋主’，以卖画为生，制小舟名之曰‘浮萍轩’，放于穴湖之上，听其所止。弹琴赋诗，饮酒长啸。种豆三亩，粟倍之，树梅花千，桃杏居其半，芋一区，薤韭各百本，引水为池，种鱼千余头。王冕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就是在这么一个充满着诗情画意的穴湖边九里山中度过的。
在王冕的诗中，时常批评元朝政治的不良，曾公开宣传天下将乱，在朝廷看来一定会认为他是妖言惑众的人，是不容他存在的。王冕学南阳诸葛亮的耕隐生活，隐居于九里山。白天参加体力劳动，晚上作画，过其“淡泊以明志”的半饥不饱的生活。王冕笔下的九里山，曾是“去城悬九里，夹地出双溪。长年无客到，终日有猿啼。乌鸢虽见忌，麋鹿自相亲。”王冕曾说：“九里先生两鬓皤，今年贫胜去年多。敝衣无絮愁风劲，破屋牵萝奈雨何。数亩豆苗当夏死，一畦芦穄入秋瘥。相知相见无他语，笑看山前白鸟过。”(《九里山中》)由此可见王冕艰难的生活状况。《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说：“王冕本狂生，天才纵逸，其体排宕纵横，不可拘以常格。”王冕之所以要隐居九里山，显然与这类话语有关系。从这些诗中可以看出，他是因世人见忌而避入余姚九里山中的。
王冕一生爱好梅花，种梅、咏梅，又画梅，亦善画竹，求者踵至。存世画迹有《三君子图》《墨梅图》。王冕曾经身穿褴褛衣服，脚踏破鞋，去拜望的老师王艮，王艮见到这副样子，马上替他洗尘，赠他鞋子，劝他做官，王冕笑而不答，放下鞋子，转身离去。（朱彝尊《王冕传》)。
至正十九年（1359），东南骚动，朱元璋提兵攻破浙江的方国珍，平定婺州，攻取越州，派参军胡大海攻取余姚县城，屯兵九里山，闻王冕之名，物色得之，置幕府，授以谘议参军。王冕不为所动，时病卧床上，士兵将他抬至胡大海处，胡大海请王冕上坐，请他指教策略。王冕说：“大将军是有高明远见的，不消乡民多说。如果以仁义服人，何人不服；如以兵力服人，谁人能心服？”胡大海被他讲得无话可说，只得再拜领受，叫王冕不要讲话就行了。王冕以出家为僧相拒。第二天，王冕病遂不起，过几天即去世了。胡大海备丧礼殓葬，墓碑题“王先生之墓”五字。（张辰《王冕传》）。
九里山好山好水，有福有德，正是“唤取仙人来住此”的佳居之地，于是然招致到这样一位著名画家、诗人、隐士王冕来隐居于此，为九里山和穴湖描绘了绚丽的色彩，也为余姚增添了无穷的声望，实乃幸哉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