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袁尧明
父亲袁裕炳是位从艺五十余年的老木匠，1923年1月出生于余姚凤亭筀竹。十八岁拜外公杨珠连为师，并迁居南门外三溪口继承外公家业。父亲凭借其天资和勤奋，又得外公真传，大木﹙砟树锯板﹚、五木﹙造房﹚、小木﹙家具﹚、农具（牛犁车耙）、纺织机具（摇车布机拨篰车）无所不能，特别精于余姚水车的制作，即牛车、踏脚车、牵车，成为“小砂岩”（三溪流域）业内的领军人物。民国三十六年（1947），父亲接管外公的“连记”木作并易名“炳记”木作，生意兴隆，“炳记”木作标戳至今尚在。解放后，父亲先后任凤亭木器小组组长、环城农具修造厂第五分厂厂长（厂址南庙），后求职于城南木器社和余姚家具厂。
家乡地处山区谷口平原与姚江平原的交接地带，上世纪60年代，这里有池、潭30余个，且有源源不断的地下泉水，光绪《余姚县志》水利卷记载的就有泉水潭和西泉湖。那时农田灌溉就靠这些池潭用牛车“赶水”或牵车车水，制作或维修水车也成了这里木匠的常活。1963年，父亲为居住地生产队制作牛车盘，工场就设在我家。当时没有木工机械，制作车毂是最吃力的，一上手就满头大汗，还有在碓宫中心垂直凿一个70厘米深的轴眼（孔），绝对算得上是木匠第一难眼了。有时父亲干得起劲，我会看得出神，毕竟是第一次看到做这么大的家伙。车盘完工后，最后在碓宫上镌有七个字我至今没忘，“邱建三队 癸卯年”。这是父亲中年时期的巅峰之作，时任生产队长的张松林至今赞不绝口。
父亲有位鸟尔蓬的亲戚，那里有河滨漕兜可养鱼，每年春节前抲鱼，每户一份，在资物匮乏的年代每户能分到几斤鱼那可是高档年货了。那时没有抽水机械，抽水全靠牵车，可都赶在年关抲鱼牵车也是一车难求，父亲看准了“商机”，与当地生产队达成君子协定：新做一部牵车专供他们抲鱼使用，父亲则可分到鱼一份。就为了过年吃上几斤鱼，父亲在美孚灯下开了好多个夜工做了部牵车送去“投资”，今天听来简直是天方夜谭。
少年时我最怕正月初一早早吃午饭，因为吃过午饭就得干活——锯车栓，那一年我才12岁，一直干到完成学业。正月初一开工带有象征意义，喻示这年生意兴隆。我们兄弟两人子承父业都学了木匠，也跟着父亲做了不知多少水车零部件。
解放前，木匠从业分出工、作坊和两者兼合的，父亲属后者。那时家境不错，土改时险些划为“富农”。“合作化”时期，牛车、牵车都“入社”了，但“炳记”木作的产品留了不少，本来都是赶“二月半庙会”卖的。上世纪60年代初，庙会改为政府组织的“春季物资交易会”，其实就是农业生产资料交易会，我们哥俩去姚城江桥脚赶了好几次，走上十几里路，挑着父亲生产的牵车骨去卖，一元钱五个，倒也卖出不少。
过去，木匠有自己的作场，就是干木匠活的区域范围。凡是作场内牛车出故障而无法赶水的，父亲会随叫随到，这是职业操守，更是职业道德，好比现在医院的急诊，24小时开通绿色通道，有时候父亲还是免费干的。
上世纪70年代，随着科技发展，水车渐渐退出了农灌舞台。一次偶然的机会，父亲看到他妹妹家有部“退休”被冷落在一角的牵车，就拖回了家。那牵车已经变了味，车板都是模制的胶木板，父亲割舍不了对水车的感情，竟把胶木车板全换成了鸡爪枫车板，还修复了部分损坏的部件，后来在岙里头小水库边车了几次水才彻底“退休”，这是父亲一生对水车的最后告别。
如今，父亲已离我们而去，但他传授给我们的“余姚水车制作技艺”已被列为第七批余姚市非物质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