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汉良
在古代，能读得起书的人，大都出身于殷实富裕人家。所以，读书人上学赶考时，后面总是跟着书童和挑夫，挑夫肩上担着文房四宝和书籍，还有日常起居用的行李，当然少不了一只皮箱，用来安放贵重物品。
1978年，我考上师范，报到那天，同学们都是自个儿肩扛手提、拿着行李去学校的，那时候同学们的行李都比较简单，但每个人少不了一只行李箱，多数是那种塑胶皮包的，也有几个同学是真皮皮箱。惟有我挑着一只木板做的行李箱，反而引人注目。
其实，我也很想买一只行李箱，还多次跑到梁弄街上的供销商店，在箱包柜台前驻足观看，询问价格，品种款式不多，就那几种式样，便宜点的要六七十元，贵一点一百多元，没有真皮的，因为在梁弄没人买。
那个时候没有讨价还价，即便能够讨价还价，我也买不起。
没有行李箱，我的一些衣服放哪儿呢？到了学校，可不像在家里，可以随便哪儿一丢或者一挂。
我有一个学生，叫褚松良，会做木工，他家在中学旁边的后俞村，离学校近，有空时常来我处坐。有一天晚上，他又来我的寝室坐，无意中聊到我读书去想买个皮箱，实在太贵。我问他，能不能做一个像皮箱一样大小的木头箱子？他回答：这个容易。
说干就干。我从家里找来一些板材，有檫树板、楝树板，还有两块樟木板，拿到学校，还到供销社测得皮箱的大小尺码。松良拿来了锯、凿、刨等木工工具，利用晚上时间，在我的寝室里干了起来。他用了两个晚上的时间，小木箱就做成了，还是榫卯结构的，十分结实，人踩上去也没事。
我把箱子背到家里，母亲看了说，白身子的箱子不太好看。我就请做漆工的堂兄油漆成椰黄色，还托人到余姚城里买来一副铰链和锁具，让松良帮我安装好。
说实话，木箱的相貌肯定比不上买来的皮箱，但是，也有它的长处。在师范读书期间，一般是七个人一个寝室，四张高低床，腾出一张靠近门口的下铺，用来安置大家的箱子，由于箱子多，床铺空间小，需要把箱子叠起来放，那些个塑胶皮的箱子不耐压，一叠就会凹陷下去，我就主动提出，把我的箱子放在最底层吧。
伴我读了两年师范，又分配到母校工作，我就把箱子作为随身物品带到工作单位，放衣服、也放书籍，成了我最贵重的“私人财产”。
转眼到了2000年，我大侄子郑华江参加高考，成绩公布，超出重点线有二十多分，我信心满满地让他填报了几所医科大学，不料，那一年各医大的录取线奇高，最后被江西中医学院录取，读五年制的骨伤科专业。
我兄长从小体弱多病，家里的经济条件一直不好，我们兄妹及亲友勉强给华江凑足了读大学一年的学杂费和生活费，但是，总得准备一些行李吧，起码也要有一个行李箱，这是每个大学生的标配。
那个时候，我已经从梁弄调入城区工作，生活条件大有改善，虽然每个月要还房贷，但是，买一个行李箱，哪怕是最贵的要千把元的，也是买得起、送得起的。
可是，我不这么想，我认为，行李箱的功能是收藏衣服等日用品，与箱子的材质、卖相没有多大关系。于是，我带着小木箱到大哥家，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大侄子，“只要书读好了，至于你穿什么、用什么，都是次要的。”我谆谆教导着，希望他能把勤俭节约的家风传承下去。想不到大侄子十分愉快地接受了我的建议，喜滋滋地从我手中接过木箱子，说“可以省下一笔钱了”。
回来的路上，我心里还是很纠结的，一方面为大侄子的懂事而感到欣慰，另一方面也为大哥家买不起行李箱而感到难过。这孩子真的怪可怜的。
在侄子读大学的几年里，我们经常互通信件，他会把在校的学习生活情况告诉我，我总是用自己寒窗苦读才考上的经历来鼓励鞭策他，适时给他寄一点生活费。我怕他与同学比生活条件，所以在一封信里写道：“当你抱怨自己没有新皮鞋穿的时候，你回头看看，发现有人竟然只有一只脚！”侄子回信说：“二爹，您放心，这些我都懂，我只想把书读好。”
大侄子果然有志气，他在中学时期就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大学又做了五年的班长，年年获得奖学金，大学本科毕业后，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浙江中医药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又是三年，小木箱始终伴随着他，不弃不离。
说到这儿，我必须衷心感谢当时的余姚税务局地税稽查局胡伯兴副局长和成立海主任，他们得知了我哥家的困境后，热心地资助了华江的全额学费，解除了我和大哥的后顾之忧，让华江顺利地完成了硕士学业。
知识改变命运。目前，大侄子供职于宁波市第六医院，已经是副主任医师了，不仅在宁波安了家，还在老家给他父母造了三间漂亮的楼房，让大哥大嫂能安享晚年。
因为现在家里有多个碳钎维和铝镁合金的拉杆箱，而那只小木箱的四角也有点磨损，所以，该让它退出“历史舞台”了，但是我仍舍不得丢掉，这倒不是敝帚自珍，而是因为它曾承载了我与大侄子两代读书人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