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汉良
记得1984年8月中旬的一天，我大学毕业去梁弄中学报到，接待我的是一个矮墩墩、胖乎乎的老头，穿着一件有几个小洞洞的白色短袖汗衫，面容慈祥，胡子拉碴，像个老农民。他乐呵呵地自我介绍，他叫朱培林，时任学校副校长。在此后十几年里的共事中，我了解到他的许多过往，以及他的为人处世，让我受益良多。
朱老师1929年出生于上虞县朱巷村，受“耕读传家”思想的影响，他在老家读完小学，又在春晖中学和绍兴中学就读中学。高中毕业因为家庭成分问题未能圆大学梦，为了生计自谋教职，1950年1月至1956年6月，先后在白鹿乡陈家岩小学、燕窝乡校、余姚中学等学校任教。1956年7月受余姚县政府委派，到梁弄负责创办“余姚县第一初中”，简称“一初”。
在一无校舍、二无教师的情况下，朱老师白手起家，攻坚克难，经县、区两级政府的多方协调，学校选址在梁弄镇利民村的横街祠堂，当年招收初一新生98人，两个班级，三位教师身兼多门学科，体育和音乐老师向区中心小学和余姚师范借用。
随着学生人数的不断增加，学校几经扩建、迁建，1959年9月从横街祠堂迁到梁弄镇往西两公里外，一个叫落地梅花的山坡上。出于招收高中学生的需要，1961年9月再迁到梁弄镇下街的东明寺桥东，终于有了一幢18个教室的教学楼，一幢穴洞式的办公兼宿舍楼，还有了一个较大的操场，校名由“余姚县第一初中”改为“余姚县第八中学”。这一切都是在朱培林老师负责下完成的。
说起这段历史，朱老师总是用“极端艰苦”四个字来概括。学校初创时期，教学条件极为简陋，教师们一直住破平房，睡竹榻，两人拼用一张办公桌，学生合睡一张床位，食物更不用说了，大部分学生都是一日三餐梅干菜下饭，还经常吃不饱。老师们也大都吃住在学校，以校为家，与学生朝夕相处，共同过着艰苦朴素、勤学进取的生活。
听老同事讲，朱老师上课不落俗套，着实有趣。我是教文科的，也经不住诱惑，去蹭他的课。
上课铃一响，见朱老师手中只有一支粉笔、一只圆规、一块三角尺，连课本也没有。
上课始，他先在黑板上出题，然后让学生解题板演，尔后师生一起评析，若发现板演亮点，他会一顿猛夸“妙！妙！”最精彩的还数朱老师亲自出场，一题多解的奥秘，细细道来，侃侃而谈，如行云流水。如此功底，非一般老师可比。
在几十年的教学实践中，朱老师一方面主持学校的教学管理工作，一方面专心致志于他的数学教学，初高中的数学内容，早已烂熟于心，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板演—评析—鼓励—巧解”教学风格，怪不得学生都听得入迷，仿佛在数学王国遨游。
大家都知道八中的教学质量好，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经风光无限，与余姚中学、余姚五中一起，作为省重点中学，三足鼎立。
1981年起，由朱老师负责辖区内九所初中的教学辅导工作。重任在肩，年过半百的朱老师，经常起早摸黑、翻山越岭到各校调研，了解实际情况，将八中的“艰苦奋斗”精神移植到各所初中，充分利用八中的教师资源，开展全方位的教研助教活动。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上下共同努力，各初中的教育质量有了质的飞跃，从1982年起，梁弄区的中考成绩，连续五年夺得全县第一，创造了梁弄教育史上的奇迹。
初中教育质量的提高，意义深远，不仅保证了八中的优质生源，为大幅提升八中的高考质量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更是为山里娃搭建了成长成才的阶梯。那时，黄新茂校长提出八中的口号是“名师的沃土，英才的摇篮”。学校校风正、管理严、师资强，在培养高素质学生的同时，也造就了许多优秀老师，陆续为省、市教育行政部门和兄弟学校输送了数十位教育行政领导和教学骨干，有余姚教育界的“黄埔军校”之美称，而朱老师就是这所“军校”的教头之一。
朱老师待人宽厚，在师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一次有两位年轻老师，因为一些小事有了嫌隙，影响了团结和工作，朱老师得知后，找他们了解情况，以自身的经历进行劝解。他说：“教师的胸怀气量、一言一行，将直接影响学生的品格素养形成和未来成就。”两位老师听后感到十分内疚，立时冰释前嫌。
上世纪80年代，人事制度改革过程中，新旧制度并存，职场上有一项适龄子女“顶职”父母就业的内部制度。按照这项过渡性制度，朱老师可以办理提前退休的手续，然后指定一名子女顶替他的职业，由学校安排相应的工作，属于事业编制。可是，朱老师舍不得自己的教学工作，也不屑于托人走“后门”，所以没有让儿子来顶职，此事当然受到了老伴和儿子的责怪，而朱老师认为：“儿孙自有儿孙福”，过什么样的生活，都要靠自己的努力。
朱老师今年九十有五，身体依然健朗，我衷心祝愿他老人家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