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元振
余姚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数千年沧桑，姚江先人们的坎坷历程和奋斗的足迹，无不印痕于汉代碑石、木觚、古砖的字里行间，无论从铭文内容还是书法的时代持色，都是中国书法的翘楚，富有韵味，独树一帜，有着无与伦比的地位。
最老的碑石书法
《汉三老碑》，刻于东汉建武年间，是现在最早的东汉石刻之一，也是江南仅见、浙江最古老的碑石。释文内容为：“三老讳通，字小父，庚午忌日。祖母失讳，字宗君，癸亥忌日。掾讳忽，字子仪，建武十七年岁在辛丑，四月五日辛卯忌日。母讳捐，字谒君。建武廿八年岁在壬子，五月十日甲戌忌日。伯子玄，曰大孙。次子但，曰仲城。次子纡，曰子渊。次子提馀，曰伯老。次子持侯，曰仲雍。次子盆，曰少河。次子邯，曰子南。次子土，曰元土，次子富，曰少元。子女曰元名。次女反，曰君明。三老德业赫烈，克命先己，汁稽履化，难名亏而右九孙，日月亏代，犹元风力射。邯及所识祖讳，钦显后嗣，盖《春秋》义言不及尊，翼上也。念高祖至九子未远，所讳不列，言事触忌，贵所出，严及焦。敬晓末孙，兼副祖德焉。”
《汉三老碑》主要记述东汉建武年间余姚一位名“通”的地方官“三老”（掌管教化的一种荣誉尊衔，无行政权和俸禄）和妻子、儿子、儿媳、孙子等祖孙三代的名字（讳），及其逝世的日子（忌日），旨在让后代子孙谨记祖辈品德功绩，春秋祭祀，传承祖德。清咸丰二年（1852）6月，《汉三老碑》在余姚发现，当地富绅、“金石癖”周世熊根据其文字内容和字体笔法，判断它非同一般，运至自家庭院，精心收藏，悉心呵护，墨拓了百余份分送各地学者和金石同好研究。1919年，《汉三老碑》被辗转运至上海，待价而沽。1921年，西泠印社社长吴昌硕和创始人之一的丁辅之不忍古碑流离失所，于是广联同乡，布告同仁“此吾乡邦文献所系”，吁请协办“醵金赎之”。浙人闻风响应，名流慷慨解囊，共集资11270元，其中8000元用于赎碑，3270元后用于筑室庋藏。1922年7月，《汉三老碑》运至杭州，西泠印社“择西湖孤山之阳”，建造“三老石室”。吴昌硕特撰《汉三老石室记》，略述其事。许秦云著诗以赞：“三老神碑去复还，长教灵气壮湖山。漫言片石无轻重，点点犹留汉上斑。”石室门墙上刻有楹联：“竞传炎汉一片石，永共明湖万斯年。”
《汉三老碑》书体介于篆隶之间，由篆入隶，波磔起伏，颇具篆隶嬗变之际的古隶风貌，可谓是汉隶成熟的雏形。不少笔画有篆书特色，方折中有宛转，挺拔中有韵味。其捺笔波磔含蓄，撇与右弯钩较舒展。其结体宽疏不拘，章法错落有致，书风醇古朴茂，刻划雄浑遒劲，尽显率意自由、野逸拙趣、古朴天真的活泼和灵动。不少字不求方正，倚斜之中别有意境。章法灵活，以格线分为5部分，各部分排列形式不同，书写风格略有区别。在东汉数百通碑刻中，不失为特色鲜明、个性突出的上乘之作，堪称秦篆汉隶书法演变的活化石。因而，海内外金石家视若鸿宝，名家学者纷纷题跋作记。清李葆恂在《三邕翠墨簃题跋》中评价：“此刻书势屈蟠生动，于诸汉隶中最有笔法可寻。”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指出“由篆变隶”“笔法已有汉隶体”。何绍基赞之为“东汉第一碑”。
最远的木觚文书
2020年，在余姚城区花园新村汉六朝遗址出土的300余件遗物中，发掘了有文字的木觚一件。木觚全长46厘米，由一根木材纵剖而成，正面六棱五行，五行皆有隶体墨书。
这件木觚（现藏于宁波文保所）记录了余姚民间一个道士驱妖除怪的故事。大意是：东汉永平十七年（74），余姚临口村的一位男人孙少伯，犯了相思病，一直医不好，家人认为被精怪迷住了。于是，就请道士前来捉妖。这位道士装神弄鬼，捉拿女妖婆，又发出了“急急如律令”的符令，按“法律”对女妖执行死刑。
木觚作为书写载体的一种，让我们看到了那一时期的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由于时代久远，部分文献已经遗失，从而无法获得更为细致的信息，而木觚不仅给我们看到古时人们书写的载体，更是给我们提供了有关文化、法律、书法等方面的信息，它所承载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木觚也是余姚作为东南名邑、文献名邦的实证，更是研究东汉早中期东南地区民间书法的重要依据。木觚上的书法出自中下层官史与民间书士之手，呈草隶书风，结体保留了篆书体势。运笔灵动活泼，随意挥洒，轻松自然，精美无缺，是余姚书法史上的灵魂之作。不少字都出现了波磔变化，龙其是有的竖画，直泻而下，收笔处重墨粗画，表现出雄浑的笔势和强健笔力。同时，将汉字结构中的平衡对称、统一变化，主次长短、宽窄粗细等对立关系发挥到了极致，突出展现了不拘一格的形式美，为余姚书法创作增添了一份极其珍贵资料。
最早的字砖行书
余姚汉代砖文书体十分全面，有大篆、小篆、隶书、行书、楷书等。今存古砖，虽书人多无考，但其笔法、刻法日臻成熟，书体风格纷华灿烂，不仅具有文献价值，更是书法艺术。东汉永元十年（98）的古砖，砖长为33厘米，宽为16厘米，厚为4.3厘米，砖文6行43字，在阳明街道群立村丰山上发现，砖文如下：“贱子昭义叩头言，尹师治前顷不，相见大妈父母夫人。”“永元十年四月复得，为之此右诸值钱千，佰千昭义可书。”
砖文大意为：贱子昭义在尹师治前叩头说，顷刻不见祖母、父亲、母亲和夫人。永元十年二月又复得为之，此右方诸物值钱千佰千，昭义可书。“复得为之”可能是重新见到了祖母父母妻子的遗骸，并为她们砌筑墓室下葬。如是，此砖当为追念之碑。
昭义砖（现藏于上海中国字砖馆）证实了行书产生于隶书的史实。首先，隶书被解体。昭义砖粗看其书体以为是隶书，但细看出现的隶书其实已被解体，呈现了行书的元素和行书笔画特征。突显了行书书写的“行云流水”般笔画流畅，书写快捷的特点。最令人澎湃的是，从典型的行书“不”字开始，整个一行“相见大妈父母夫人”出现了行书。细读砖文，由“顷不”始，作者昭义情感跌宕，书写速度加快，奇迹出现，书写完全进入行云流水，上下呼应，左顾右盼，笔断意连，字小而密，比前一行多2个字，且字与字之间有折搭，体现了行书行云流畅，情感自然渲泄的线条之美。从中得以让我们窥见行书自然诞生，水到渠成之玄妙。如果说前二行作者昭义内心深沉，书写时还保留了隶书痕迹，那么当他进入“顷不相见”情志戚惨时，其书写速度的加快马上演变成隶书向行书的转变，一改隶书笔意转向行书笔画。这就证明了行书是从隶书中演化出来的史实。
唐张怀瓘《书断》说：“案行书者，后汉颖川刘德升所造也，即正书之小讹。务从简易，相间流行，故谓之行书。”刘德升生活在汉末桓帝、灵帝时期，他比作者昭义晚了整整半个世纪。由于张怀瓘的记载，后世都称刘德升为“行书鼻祖”，但很遗憾刘德升并没有留下任何行书遗迹，可能是在大量总结前人的基础上，特别是广泛吸纳了民间行书，集行书之大成于一身，独步当时，无愧于“行书鼻祖”的称号。如果说，刘德升是“行书鼻祖”，那么余姚人昭义便是有明确署名的中国行书先行者，也是留下最早行书真迹的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