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版制图 邵天骊
■ 黄伯棠
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正是十年动乱结束的那一年，我有幸被推荐进入民办教师队伍，在家乡的牟山镇初级中学任教语文。
回忆那时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刚走上工作岗位的第一年，月工资只有25元，而我户口所在的生产队规定外出人员必须交足28元才可记正劳力的工分，这不足的钱还需自掏腰包，这可犯了愁。因那时我家和其他农家一样，仍在温饱线下徘徊。上有白发苍苍的老母亲，下有嗷嗷待哺的小不点。妻虽是生产队里的种田能手，但妇女最多也只能拿男劳力的七折工分，工分值又低，能赚几个钱呢？好在那时搞点副业已不算是资本主义尾巴了，工余时间里，妻就结表带、纺石棉、打草包，以此赚些现钱为我补缺，多余的补贴家用。
我作为家庭的顶梁柱，面临的是无可推卸的来自学校和家庭的双重压力。工作时间里，备课、上课、批改作业一丝不苟，期望着一分汗水能有一分收获；业余时间里下田劳作，期望着能多收几斤粮食。晩上还得在15支光惨淡的灯光里帮妻料理副业活，待到完工已是夜深人静，还得把从学校带回的备课本写完，作业本批好，到午夜才可上床休息。
刚进学校的头半年，妻挺着大肚子在家忙里忙外，既要下田畈赚工分，又要落夜挣现钱，直忙到我儿子降生的那一天。而我也忙于学校工作，很少顾及。那时计生工作抓得特别紧，妻刚满月，大队干部们就把她送上拖拉机，和其他妇女一起到马渚卫生院做绝育手术。医生问起有无家人陪来，妻无言以对，只是暗自落泪。看着别人家有亲人看望并陪伴着料理，心里怎能不产生悲凉之情？其实那时我为了在新的工作岗位上立足，已是全身心地扑在了学校的教学工作上。请假放弃一节课就像割下身上的一块肉，真是到了公而忘私的地步。多年之后，妻提起此事还心存怨恨。自然，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在同情妻的同时，丝丝缕缕的遗憾也会袭上心头而驱之不散。
进学校后的第三年，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不期而遇，为让初中民办教师达到国家规定的大专或大专以上的学历，宁波教育学院在全市的初中民办教师中招收函授学员，通过考试录取，毕业后国家承认学历。我喜出望外，报名考试后居然被录取了，于是就开始了长达五年的业余苦读，1984年拿到了这梦寐以求的毕业证书，达到了国家规定的初中教师应有的学历。
函授学习是采用集中授课，相互寄送资料，限期考试的方法进行，因而要学好规定的课程，全靠业余时间的利用。有时授课地点在马渚七中，我就从家里出发，步行15里路去赶场。于是就利用这路上的一个多小时记背古诗文。去时一篇诸葛亮的《出师表》，回来又是一首屈原的《离骚》，一个来回，就能把两篇古诗文背得滚瓜烂熟，一字不差。五年光阴里，凡需背记的，我都下过苦功夫。
在十多年的民办教师生涯里，为生存而奔波，为事业而操劳，忙碌得不可开交，好在那时还年轻力壮，生活上再大的苦和累都能承受得住。
至于学校工作，我是竭尽全力去做。学校有严格的校纪校规约束，能者上，庸者下，赏罚分明，因而只有脚踏实地去做好每一项工作，才有可能出成绩，才能立稳教坛而不被淘汰。在函授学习的第三年，我所带的毕业班里就有四个学生考进了余姚中学，受到了学校领导的重视。自那以后，校语文教研组长的重任就落到了我这个民办教师的肩上。这些都为我以后的民转公打下了基础。
回首往事，无不感慨万千。从民办教师一路走来，经历过生活的窘迫，立足于艰难的困境，但也有值得自豪的地方。艰苦的磨难炼就了“能文能武”的体魄：文能上得讲台，传道授业解惑；武能下得田畈，挑担下种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