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建龙
自明代中期王阳明创立“良知学”（又称“阳明心学”）后，各地学子纷纷向其拜师求学，逐渐形成一个庞大的学术群体。因王阳明是余姚人，而余姚又别称“姚江”，学术界遂将这一学术群体称为“姚江学派”。
王阳明去世后，各地门人掺和己见，王学开始分化。面对这一形势，以沈国模为首的姚江学子于明崇祯年间，在余姚城南半霖创建姚江书院，以延续“姚江一灯”。沈国模(1575～1656年)，字叔则，号求如，晚年又号石浪老樵，明诸生。作为钱德洪的再传学生，沈国模对王阳明《传习录》用功甚勤，深得“良知”学说的本旨，立下“以倡明良知为己任”的决心。
时佛教禅宗盛行，宁波天童寺方丈密云欲招沈国模于门下，沈国模说：“吾自儒者户庭，特与师为方外交。必欲引之入释，是信道终未弘耳。”密云也不敢勉强。为倡明良知学说，沈国模曾到嵊县拜谒王阳明高足王畿的学生周汝登。周汝登发现沈国模学问高深，但在观点上与自己有异，难以共存，就借口年老，谢绝沈国模。沈国模又跑到绍兴，找阳明后学刘宗周和陶奭龄，共同切磋学问。
明崇祯二年(1629年)，周汝登去世，其学生请刘宗周、陶奭龄在陶文简祠、阳明书院、白马岩居三处轮番举行讲会，取名为“证人社”，并邀请沈国模参加会讲。不久，证人社内部因学术观点不同，明显地分为陶奭龄派（又称“石梁派”），刘宗周派（又称“蕺山派”）、沈国模派。陶奭龄喜欢援佛入儒；刘宗周力主“诚意”；而沈国模却是坚守儒家门庭，一心辟佛，特别是其“知人、安民”理念，贴近普通百姓的思想实际，因而受到野叟村童的欢迎。
崇祯九年，陶奭龄聚集一帮弟子专讲于白马岩居，刘宗周则分讲于绍兴蕺山。而沈国模回到余姚，与刘宗周的绍兴籍弟子王朝式等，在余姚城南别开“尚友堂会”。
崇祯十二年九月，沈国模以绍兴讲会较盛，而余姚龙山书院（即龙泉山中天阁，为王阳明晚年讲学处）久废不聚，应该创立固定的讲学场所来传播良知学说。于是会同管宗圣、史孝咸、史孝复等，在城南双雁里半霖史家买下沈氏旧宅创立“半霖义学”，即姚江书院的前身。
在姚江书院史上，沈国模、管宗圣、史孝咸、史孝复四人被尊称为“四先生”。其中，管宗圣字允中，别号霞标，是嘉靖五年（1526年）进士、官至广东参政管见的曾孙；史孝咸字子虚，别号拙修，是万历二年（1574年）进士、官至江西按察佥事史元熙的三子；史孝复字子复，别号退修，史孝咸四弟。“四先生”不仅恪守良知之学，还根据社会现实需要，不断修正和丰富王学内容。如沈国模“以求仁为宗，教人当下察取本心扩充克治”；管宗圣“以躬行实践为则，一言一动必准乎礼”；史孝咸“令学者鞭辟近里，以立诚为第一步”；史孝复“问之极其审，辨之极其明”。
半霖义学的创立，得到绍兴刘宗周、陶奭龄、祁彪佳诸君子的赞成和协助。此外，绍兴知府王某、余姚知县袁定，邑人施邦曜、苏万杰及子苏元璞等也出资相助。其中，施邦曜字尔韬，号四明，万历四十一年进士，官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任福建漳州知府期间，辑《阳明先生集要三编》。
半霖义学具备祭祀、藏书、讲学三大功能。内筑讲坛，中堂悬挂孔子像，后楼奉王阳明像，以徐爱、钱德洪配享。严订学规，学生必须“寝食其中，月季大小会”。除沈国模每日按时到校亲自授课，史孝咸、俞长民、韩孔当、邵元长等也先后主讲“良知”之学。
半霖义学创立的最初数年，是其讲学的鼎盛时期，邵廷采有“姚江讲学之盛，前称徐、钱，后称沈、史”之评语。在明末清初天下书院衰落之际，能独立于浙东，成为传授阳明学说的大本营。
旋遇甲申之变。又二年，清兵下浙东，半霖义学一度关闭。清顺治六年（1649年），浙东时局稍平，半霖义学重新开张。时管宗圣、史孝复已卒，沈国模隐居石浪，遂由史孝咸主院事，重订《书院任事约》《书院会则》以告诫弟子。
顺治十四年，众筹白银一百四十余两重修。经史孝咸提议，正式改名为“姚江书院”。在原月会基础上，增设季会、望会，对书院祭祀对象经公议后也作明确规定。次年，史孝咸卒。因元老们纷纷谢世，一时无人主院事，书院停止讲学活动长达十余年。
康熙八年（1669年），请沈国模弟子韩孔当主持院事，书院月会制度随之恢复。韩孔当字仁甫，学者称遗韩先生，人称姚江书院中兴之祖，其思想比沈国模、史孝咸更为开阔，但也稍稍偏离王阳明“致良知”的根本宗旨。康熙十年，韩孔当卒，复由沈国模弟子俞长民主持院事，其间书院序刻《阳明王子全集》。
康熙二十二年，同为沈国模弟子的史标继俞长民接掌院事。康熙二十九年春，余姚知县康如连募葺书院，捐俸修先师堂，月吉亲诣书院参与会讲。其间，邀请黄梨洲会讲于姚江书院，绍兴知府李公铎、余姚知县康如连亦莅临听讲。虽然黄梨洲家离书院不足十里，但碍于门户观念，黄梨洲之前较少与姚江书院交往。能让黄梨洲放下成见而参与会讲，说明俞长民、史标等后继者的视野，比“四先生”等创建者更为开阔。
在俞长民主持书院事务期间，还邀请黄梨洲就书院崇祀问题进行讨论。黄梨洲特作《附议》文，认为“今以姚江名书院，而单举一邑之门人”不妥，收录王门弟子应该全一些，尤其姚江弟子徐珊、管州、孙应奎、柴凤、范引年、夏淳、闻人铨、董骥、胡瀚等八人都应补上。
康熙三十三年，余姚知县韦钟藻聘邵廷采为书院主讲。此后十七年，邵廷采大力整顿学风，重新制定《姚江书院训约》十则。
康熙四十年，韦钟藻以半霖地处城南湿地，带头捐出两年俸禄，倡议将书院迁址南城角声苑，旋因事去职。新任知县杨昌言继续热心书院迁建工作，“起前庭，廓后楼，旁立学舍”。康熙四十一年十月，新姚江书院落成。韦钟藻闻讯，遗书杨昌言拜成，命邵廷采作《姚江书院后记》。
姚江书院自城外迁建城内，本意为“当讲其学，务追千圣一传”，却未必是件好事。因新院址地近学宫，在科举至上、清廷又采尊朱抑王政策的年代，以宣传阳明学说为己任的姚江书院，其衰落是必然趋势。康熙五十年，邵廷采卒，此后就少有姚江书院讲学的文献记载，故学术界称邵廷采为“姚江书院殿军”或“王学殿军”。
自明崇祯十二年半霖义学创建以来，因姚江书院讲学而形成的学术团体，被称为“姚江书院派”。其前期代表是沈国模等“四先生”，中期代表是韩孔当，后期代表是邵廷采。在明末清初之际，姚江书院派是与绍兴蕺山学派齐名的浙东最为重要的两大王学流派。
至清雍正年间，姚江书院旧有六十余亩的院田仅剩三十余亩。乾隆十七年（1752年），余姚知县李化楠欲移其田于信成书院，尝主书院讲席的胡世钰等呈请府宪，以院田“系姚江书院学会士子所捐，为先贤王文成历年享祀、岁修之用”，终使归还姚江书院。此后，由徐武臣经理院田。乾隆二十一年，又因年老而举荐杨辉祖自代。杨辉祖管理有方，在乾隆三十八年修复中堂、后楼。乾隆五十八年，又拓庑楼十楹；念书院延师乏资，增田三十亩，以充讲席膏火。
乾隆五十九年三月，立《重修姚江书院碑记》。同年秋，以邵廷采初刻本为基础，重刻《姚江书院志略》。重修碑记及重刻本序，均由乾隆四十九年状元、会稽人茹棻所作。重刻本编撰者署名为“书院弟子同编次”。
《姚江书院志略》重刻本是一部资料汇编，收录姚江书院创始人、后续者及绍兴王学师友撰写的有关书院的各类文章三十余篇，是研究姚江书院难得的第一手资料，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如以沈国模为代表的“四先生”学术观点，与当时浙东王学盟主周如登及其弟子陶奭龄，以及蕺山先生刘宗周之分歧所在，《志略》均有所涉及。《志略》收录的黄梨洲撰崇祀《附议》，则为《黄宗羲全集》所不载，为黄梨洲佚文。
姚江书院最后一次重修于清光绪年间，此时此地已成为祭祀王阳明及其亲炙私淑弟子和姚江书院诸先贤的纪念性场所。民国时期及新中国成立之初，一度辟为小学校舍，后又作为厂房。2000年，因城市建设需要，书院仅存的五间平房最终被拆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