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建龙
黄梨洲（1610～1695年），名宗羲，字太冲，号南雷，别号梨洲老人、梨洲山人、蓝水渔人、鱼澄洞主、双瀑院长、古藏室史臣等，学者称梨洲先生。曾以“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自述其一生。
父黄尊素，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进士，东林“后七君子”之一。天启六年（1626年）春，太监魏忠贤派人拘捕黄尊素，但负责逮捕的人中途丢失逮捕证，黄尊素决定赴京投案自首。途经绍兴，黄尊素将时年十七岁的黄梨洲托付给名儒刘宗周，并告诫儿子：“读书人不可不通晓史事。”闰六月初一日，黄尊素死于诏狱。
天启七年八月，明熹宗朱由校驾崩，明思宗朱由检即位，下令查处阉党。崇祯元年（1628年）正月，黄梨洲怀揣《奏为恭谢圣恩哀陈父节疏》，赴京为父伸冤。阉党李实闻讯，想用三千两银子收买黄梨洲不要追究他，被黄梨洲拒绝。五月，刑部会审锦衣卫许显纯、崔应元。黄梨洲出庭对证时，见到曾严刑逼供父亲的仇人，突然从袖中抽出长锥，向许显纯头上刺去，接着痛打崔应元，拔其胡须。在许显纯、崔应元等人处斩后，黄梨洲召集东林遗孤聚哭于诏狱门外，祭奠被阉党陷害致死的东林人士。明思宗听闻此事，感慨道：“忠臣孤子，甚恻朕怀！”此后，“姚江黄孝子”的名声传扬天下。
黄梨洲护送父亲棺木回余姚埋葬后，在家安心攻读群籍，并向大江南北著名藏书楼借抄。崇祯三年春，奉祖母卢太淑人赴南京，依附任应天府经历的叔父黄等素。其间，参加由张采、张溥组织的复社，还加入由名士何乔远为首领的诗社。此后数年，黄梨洲又先后在绍兴证人书院、杭州读书会等地学习，遍访各地名师，共同切磋学问。
崇祯十一年七月，黄梨洲在南京参加揭露阉党余孽阮大铖妄图翻案的斗争。有一百四十八名东林人士联合具名，在城门口张贴《南都防乱揭》。为首署名的是顾宪成之孙顾杲，顾杲之后即黄梨洲。
崇祯十五年，黄梨洲参加会试落第后，发愿以十年为期，走遍天下名山大川。十一月，率弟黄宗炎、黄宗会游历四明山，于第二年正月编撰《四明山志》。
崇祯十七年五月，史可法、马士英等在南京拥立福王建立弘光朝廷。马士英推荐阉党阮大铖任兵部侍郎，阮大铖将东林、复社人士编成《蝗蝻录》，准备逮捕治罪。刚到南京仅数月的黄梨洲也在名录内，被迫逃回浙江。
清顺治二年（1645年）闰六月初九日，孙嘉绩在余姚起事，黄梨洲随即召集家乡子弟三百余人组成“世忠营”。鲁王监国政权建立后，将黄宗羲著《监国鲁元年大统历》宣付史臣颁布。
顺治三年二月，鲁王授黄梨洲兵部职方司主事，负责舆图、军制、城隍、镇戍、简练、征讨等军务。是月，原弘光将领张国柱带兵从定海到余姚搜刮钱粮。监国群臣商议用加封侯爵的办法进行约束安抚，黄梨洲对此提出异议，后又提出先退兵再加署将军的建议，被鲁王采纳，使余姚百姓免遭一劫。
不久，总兵陈梧率兵从平湖南渡杭州湾，在临山卫登陆后大肆劫掠。黄梨洲和余姚知县王正中在乡民配合下，迫使其陷入泥淖而死。方国安等认定王正中擅杀武将，廷议将其罢职。黄梨洲挺身抗辩，遂使廷议废弃。
黄梨洲认为浙东地狭人少，财用不足，必须采用主动出击的战略，于五月指挥“火攻营”渡海抵乍浦城下，因力量悬殊失利。六月，钱塘江防失守，黄梨洲率义军退守四明山，结寨于杖锡寺。有一次，他下山打探鲁王消息，部下趁机向山民索取粮食，山民竟在半夜聚众火烧杖锡山寨。黄梨洲无奈潜居家中，又遭清廷缉拿，只得避居化安山龙虎草堂。
顺治六年，黄梨洲赴三门健跳朝见鲁王，授左佥都御史，升左副都御史。是年冬，鲁王派黄梨洲与阮美、冯京第出使日本乞兵，渡海至长崎岛、萨斯玛岛，无功而归。此时，清廷命地方政府登记抗清人员家属情况，黄梨洲念老母尚在余姚老家，无奈向鲁王辞职，返家隐居。
顺治七年至十一年，黄梨洲遭清廷三次通缉。其间家祸迭起，弟黄宗炎两次被捕，儿媳、小儿、小孙女先后病夭，故居两次遭火，仍尽力支持抗清复明大业。顺治七年，黄梨洲频繁来往于余姚和常熟之间，联络钱谦益策反金华镇将马进宝。顺治八年，得知清军即将大举进攻舟山，派人入海向鲁王报警。顺治十年，鲁王取消监国称号，浙东抗清宣告失败，而黄梨洲复明之望仍然不绝。
康熙元年（1662年），清政权已处稳固，开始撤销对抗清人士的通缉令。黄梨洲得以返归故里，专注于学术研究。康熙二年，完成著述《明夷待访录》，由此奠定其作为民主主义启蒙思想家的地位。
《明夷待访录》计十三篇。首篇《原君》即猛烈抨击“家天下”的专制君主制度，提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认为要限制君主的权力，首先得明辨君臣之间的关系，“臣之与君，名异而实同”，都是共同治理天下的人。
此后十余年，黄梨洲先后在慈溪、绍兴、宁波、海宁等地设馆讲学，培养万斯同、万斯大、仇兆鳌等众多弟子。讲学之余，不废著述。
康熙十二年，黄梨洲征得范氏各房的同意，破例登上宁波天一阁阅读全部藏书，并撰写《天一阁藏书记》。后来黄梨洲自己藏书也达七万卷，经再传弟子郑性整理后，得三万卷，入藏于半浦郑氏“二老阁”。
康熙十三年，耿精忠在福建起兵反清，浙东一带山寇四起。黄梨洲奉母携孙，投奔姚北泗门好友诸九徵。每天与与泗门“昌古社”诸同志切磋古学，余暇则盘桓于附近白虎庄、牛屯岙、银杏山庄、九龙亭等胜迹。次年五月南山乱定，才返回故居。
康熙十七年，诏征博学鸿儒，黄梨洲以年老多病不就。康熙十八年，下诏开“明史局”，命地方官以礼敦请黄梨洲赴京，黄梨洲又以年老多病坚辞。朝廷即令地方官抄录其所著明史论著、史料送交史馆，《明史》总裁又延请其子黄百家及弟子万斯同参与修史。两人进京后，按黄梨洲所嘱“以布衣参史局，不署衔、不受俸”。在修史过程中，凡遇疑难问题，就派专人到余姚向黄梨洲求教订正。
此后，黄梨洲停止讲学，悉力著述。康熙二十二年，浙江总督赵士麟、巡抚王国安倡议续修《浙江通志》，黄梨洲参与修纂，仅数月成书，次年付刻。康熙二十五年，王掞视学浙江，倡议在黄竹浦重建忠端公祠，由黄梨洲撰《重建先忠端公祠堂记》。次年，王掞又捐俸汇刻刘宗周文集，黄梨洲与同门友董玚、姜希辙一起编辑《刘子全书》，并为之作序。
康熙二十七年，黄梨洲将旧刻《南雷文案》等文集删削修改，定名《南雷文定》重行刊刻。是年，黄梨洲于龙虎山黄尊素墓侧筑生圹，并有《筑墓杂言》诗。次年元宵，会讲于姚江书院。
康熙二十九年，朝廷又召黄梨洲进京充顾问，时任《明史》总裁官徐乾学以“老病恐不能就道”代辞。黄梨洲时年已八十岁，还到杭州、苏州等地寻访旧迹，拜访朋友。次年，又应新安县令靳治荆之邀游览黄山，为汪栗亭《黄山续志》作序。
康熙三十一年，黄梨洲闻知贾润刊刻其《明儒学案》将成，遂抱病作序，由黄百家手录。次年《明文海》编成，黄梨洲又选其精粹编为《明文授读》。
康熙三十四年七月，黄梨洲病重不起，病中作《梨洲末命》和《葬制或问》，叮嘱家人在其死后次日早上，用棕棚抬至圹中，安放石床上。不可用纸钱，凡世俗所行“做七”一概废除，来吊者所送纸烛丧礼尽行却之。相厚知交，可在坟上植梅五株。用石柱两根作望柱，上刻“不事王侯，持子陵之风节；诏钞著述，同虞喜之传文”。
黄梨洲一生著作宏富，依史学、经学、地理、律历、数学、诗文杂著为类，多至五十余种，三百余卷，其中最为重要的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明夷待访录》《孟子师说》《葬制或问》《破邪论》《思旧录》《易学象数论》《明文海》《行朝录》《今水经》《大统历推法》《四明山志》等。尤其对史学贡献最为巨大，后人称之“浙东史学派的开山鼻祖”。
清代中期，余姚县衙在姚江边接官亭建“明遗献黄梨洲故里”碑亭，亭额刻“名邦遗献”，亭柱楹联“孝子忠臣祀典千秋列东庑，儒林道学史家特笔著南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