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能苗
日前，我又回了一趟老家，在返城走过寂静的宗祠——惇裕堂门口时，径直来到一棵歪脖子香樟树下的一口老井边，俯身酌水尝了一口，津津有味地体验了一番过去的老味道，并满满地灌了一塑料瓶井水，连同缕缕乡愁一起带回了家里。
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车厩岙星罗棋布的每一个自然村落，都有一口口老井，每口老井都有一段历史记忆，都有说不完、道不尽的动人故事。
记得在我们虹岭古村就有三口老井，除了祠堂前樟树下那一口之外，其余两口分布在高磡下和弯底里，分别供应上横、下横和祠堂跟的村民。平时，乡亲们用水讲究卫生，养成了饮用与洗刷分开的良好生活习惯。但是，由于当年山上林疏，水源含养量较低，每逢夏暑特别是干旱少雨的季节，乡亲们往往要排队取水，节约用水。我就经常到高磡下的一口老井边排队等水。
在我的家乡，若论老井的年龄，除了河姆渡遗址中发掘出的那一口具有数千年历史的最为古老的水井之外，非车厩老街原粮站里的越王井莫属。该井位于车厩山脚北，濒临碧波荡漾的姚江。
相传两千多年前，现在的姚江和大海连成一片，海水随潮起落，水质咸苦，不能饮用。这时，越王勾践兵败来此驻车制厩，厉兵秣马，以图东山再起。为了解决饮水问题，遂命人在此挖了这口井。斗转星移，沧海桑田，这口井却在改朝换代中荣幸地得到了保留。
后来，这里的人为这口老井加砌了井沿，盖上了一只井盖加以保护。我依稀记得小时候，母亲凭借一手好厨艺，曾应聘为粮站职工做过一段时间的饭菜，印象中用这口老井井水做出来的饭菜特别好吃，至今还余味未尽。可惜的是，最近几十年的拆拆建建，目前已经再也找不到它的踪影了。
顾名思义，记忆中的沙井潭，深不见底，方口，用石板罩面，其位置处于车厩岙泥沙淤积形成的低洼地带上，在孙家和晚桥头两个自然村之间，西侧紧挨着一条穿岙而过的沙石乡路。那时，过路的行人口渴了，常常就近蹲下身子，伸手汲水而饮。井的下方，是一个长方形的浣洗池，井的四周，原来是一片片绿油油的水稻田。
每逢春耕时节，满畈茂盛的草籽地，经过灌溉翻耕以后，一沟一沟腐水变得油光发亮，散发出一股股刺鼻的烂草味，却从不影响仅有一步之隔的老井，入口的井水甘甜清凉，没有一点异味，真可谓是“泾渭分明”。因之，被当地人称之为“龙眼”，和下流不远处的“越王井”遥相呼应。我在平时，无论是徒步到车厩中学读书，放暑假、寒假上山砍柴挑柴卖柴，还是参加生产队春耕和“双夏双抢”劳动等，路过这儿，都会在此憩息，掬一口井水解渴。
按照常理而论，人们一般选择地面潮湿，水源含养较为充足的沟壑、溪坑、江河、湖泊附近挖井。这样，既可以保证井水终年源源不绝，又可以使井水像如今的纯净水一样经过泥沙的层层过滤清澈透明，不带一点杂质。然而，在我们家门前的一座高耸入云有400多米高的大山屋顶上，却也有一口如同圆月一样深不可测的老井。每到晚上明月当空，呈现出大月套小月的迷人奇观。尤其使人诧异的是，纵然遭受到了像1967年夏秋季那样百年未遇的特大干旱，连整条姚江都龟裂朝天，而这口山顶老井，除了水位比往年略微有所下降之外，别无二样。因此，被乡亲们形象地比喻成“额头上的汗水”。
在新中国成立前，老井边的古寺里住着一户名叫阿仁伯的山民，浙东游击纵队枪械修理所的工作人员曾在这里落脚，至今还在民间流传着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小时候，我曾跟随上山采茶的祖母来这里采集小笋。后来，我曾带着饭桶和同一生产队的青壮年社员在此开山种茶和播种番薯、土豆等农作物，山高路远，这口老井也就成了我们那时候饮用的唯一水源。
现如今，老井周围都是一片片青翠欲滴的茶园和竹林，高低起伏。每年春季，寺院旁边的一长排平屋里住满了操着外地口音的采茶女，其中不乏穿着鲜艳民族服饰的来自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等地的少数民族，她们靠这口老井煮饭烧菜，并在井边的一个小池里洗洗刷刷，使得这座静谧的山岗充满了欢声笑语，生机盎然。我每年清明期间登顶祭祖，都要尝一口这里的井水，并和这些采茶女们攀谈交流，从中获得了不少新的知识。
如今，随着过去只有城市里人使用的自来水在农村地区广泛普及，老井也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但是，它几千年来所形成的历史文化底蕴却永远也不会随之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