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志强
记得2020农历庚子年，清明节过后，我数了数已写出的小说篇数，有54篇，好像我掌握了一副扑克牌。我知道，到了该与故乡古人告辞的时候了。
写作是一件愉悦之事，沉浸其中，仿佛穿越到古代，跟人物相处，但写出后，又感到突如其来的疲倦，似乎灵魂出窍。灵魂被带走，只留下虚脱的躯壳，很脆弱，仿佛一碰就会破碎。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我在一间老式平屋里，又暗又冷。我点燃了煤油灯，忽然，惊飞起一群蝴蝶，还是黑色的蝴蝶，微弱的灯光照出了它们的影子，原形的蝴蝶和影子的蝴蝶，像纷乱的乌云一样笼罩着我。我发现自己缩小了，像小人国里的侏儒，是寒冷使我的身体收缩了？还是我返回了童年，变成了小孩？不过，我的意识还处在现在，好像一个现在的我（只是一个悬浮的灵魂）俯视着越来越小、随时可能消失的小孩。我看见那个小孩，去翻桌上摞起的书，似乎要查找黑蝴蝶的出处。灯光照亮了打开的书，页面一片空白，字都跑掉了。我醒了。走进书房，看见梦中的小男孩翻过的书里（我和小孩翻的是同样的书），那字还在，还有我阅读时画的各种记号，以及旁注、眉批。于是，一只黑蝴蝶如同从梦中飞出来，它落在第一篇上，同时也落在故乡古人的书稿上。故乡古人系列就有了一个书名：黑蝴蝶。
多年来，我写小说，保持着五六个系列齐头并进的习惯。其中写当代生活的艾城系列，有五百余篇。生活在进行，系列在跟进。艾城是座虚构的城市，多有余姚的影子。故乡古人是突然冒出来的系列，写了汉代至清朝的故乡古人，大多人物是真名实姓。我最初当公务员在市政府大院，大门楼有一块匾：文献名邦。院内有一座世界上最小的山：秘图山，据说是大禹治水时藏治水“秘图”之处。生活在余姚，当然要关心故乡的历史：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们是谁？余姚传统文化积淀深厚，是中华民族不可或缺的有活力的一脉。余姚古人，为官多，隐士多。那是有意味的文化现象。其代表人物严子陵之隐，隐成了范儿，王阳明之显，显到了当今。隐与显是两种生存的极致。其实，每个人的内心，都存在着对立统一的隐和显。古代余姚人在朝廷为官的甚多，以至明朝有人不断进谏，阻止余姚人入选京官，甚至将此写成法令。不过，屡“禁”却不止，余姚人出去的，好官多，且著书立言者多，皇帝喜欢，隐也不成。许多官在隐与显之间纠结、尴尬。我写官也写民，都是故乡人。取舍之标准，是古今心心相通，不接通就不写。古今共情，源远流长。因为人性中有持恒的情感和精神的能量。我欣慰地发现，所写的人物，在与人交集的过程中，都本能地守护着基本常识。作家应当以文学的方式维护起码的常识和底线，像麦田里的守望者。我写作，某种意义上也是向人物学习。
记得1984年我结婚的时候，单位给我安排了一间十八平方米的“过渡房”。地处笋行弄的一个三进的老宅，十多家住户。妻子怀孕了，她每天晚上接近零点肚子就饿。婚房里，没有厨具——我们只睡不吃。我就拿着铝合金的饭盒，还用一块厚实的老布包着以便保温，赶去红卫桥（现名为新建桥），平桥上有夜宵摊：馄饨、汤圆。同一条河上，不远的通济桥，是拱桥，也有夜宵摊。每个小摊都有一盏灯。现在回想起来，那就像深夜的一个梦，我走进了梦境，买了刚出锅的馄饨或汤圆——那就是我的“汤圆之夜”。然后，返回途中，踩着巷弄中的石板路，一不留神，石板会翘起一角，溅出积存的雨水，像淘气的小孩玩水枪。这提醒我，可是走在现实幽暗的回家之路上呢。现在那座古桥，还保留着。有一次，我和妻儿走过通济桥，我对儿子说：“你还没出生，就有一个好胃口，你娘每天深夜都要吃一碗馄饨或者汤圆。”我看到发生在清朝年间的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是后辈记下的先祖的逸事，那么遥远的时间，还能够得着。我想，有多少小人物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呀。幸亏那位后辈读了书，用简洁的文字记下卖汤圆的先祖。这也是作家该做的事儿。我总觉得我就是那个仓促奔走的失物之人，而那个生活拮据的小摊主，顶着星空，等候在桥上。我一次又一次地走进了“汤圆之夜”，仿佛就是我常去买汤圆的小摊桌，揭开小铁锅，一股白白的热气升起，一个个白白的汤圆浮在沸水上边。已面熟了，我并不知那些摊主的姓名，可是，那位清朝的小摊主的姓名留了下来，叫韩如山。超越时空，仿佛他是其中一位。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养成一方文化，也养出相应的文学表达方式，即与水土、人文、时代相应的笔记小说的方法。我觉得，写江南、写古人，笔记小说颇为得心应手、妥帖方便。笔记小说这棵古老的文学之树，像我曾经生活过的沙漠中的胡杨树，一棵树有两种形状的叶子：柳树叶，杨树叶。可谓是风格的隐喻。当代笔记小说的经典代表，汪曾祺写平常性，冯骥才写传奇性。冯骥才祖籍在宁波，却生活在天津，我理解他的《俗世奇人》浓重的传奇色彩。同为天津人的蒋子龙，其笔记小说也张扬传奇性，让我有共鸣的是他的宣言：“到了写笔记小说的时代了。”颇有为笔记小说鸣锣开道的意思。我还是偏向汪曾祺，把传奇往平常里写。那是经历过人生的风风雨雨、起起落落、曲曲折折之后的淡定，见多识广、见怪不怪，对待过往不再是惊奇的人生态度。就像马尔克斯用老祖母的口吻说“魔幻”，魔幻就是日常了。这跟我在新疆军垦农场所见的老兵，过往的岁月，本是传奇，老兵却说：“就那么一回事儿。”可儿时的我却觉得了不起，不得了。老兵系列，写了三部，已出版了一部，还有两部放着。我习惯把写出的作品冷藏，有的已放了十多年。所以，活到这个年龄了，写故乡古人，自然而然有了选择，就采取了笔记小说的方法，弱化传奇性，铺展平常性。笔记小说实在给了我一种表达的方便。有人问汪曾祺小说怎么写，他回答：“随便。”我记住了“随便”——文无定法。随便，是为文的“章法”，也是为人的姿态。汪曾祺是性情中人，为人为文是一致的。
记得一条河。我生活过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中流经一条河，叫塔里木河，被称为“无缰的野马”。它时常会改变河道，有时，奔跑一段，它会消隐，却在另一处突然出现。我儿时听老羊倌说起那条河，他的口气里，仿佛在说一匹野马。我生肖属马，童年的我和那条河很亲近。仿佛那条河在我心中流淌，或者说，我心里奔跑着“无缰的野马”。这就如同我写小说时的状态。我对写“非虚构”（纪实、散文）莫名其妙地抵触，仿佛不愿受“真实”这根缰绳的束缚。而且，对烦琐的考证缺乏耐心，这就是我选择写小说的原因吧。其实，略萨说：“小说是真实的谎言。”非虚构的真实和虚构的真实不在一个层面上。我想起新疆的猎人，一只训练过的老鹰立在猎人的腕臂上，发现猎物——多为野兔，就展翅腾飞，一个在天，一个在地，老鹰俯冲，准确地捉住野兔。写小说，就是在真实的腕臂上起飞。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我宅在家，写出故乡古人系列，陆续发表。我记得，2019年，我读文友徐泉华编著的一套书——《余姚旧志人物》四卷。此前多年，我零零散散搜集过这方面的史料，徐泉华首次集中汇编成册，给我带来了方便（那个黑蝴蝶之梦，梦中的小孩，梦醒的我，翻的就是这套书，还包括多册有关余姚历史的书籍）。他和我有个口头约定，要让他也进一下我的小说，我应诺了。但小说不能随便进。我只得安排他进《后记》了。《余姚旧志人物》就像猎人腕上立着的老鹰——立在真实的平台，飞往虚构的蓝天，以另一种方式捕捉真实的“野兔”。这就是小说了。
（这是谢志强最新著作《黑蝴蝶——故乡古人》的后记，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