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少膺
《石刻史料新编》第三辑《余姚金石志·金石上·汉三老碑》载：
碑高今工部营造尺七寸，广一尺四寸。横分四列：第一列四行，二十二字；第二列六行，四十六字；第三列六行，三十八字；第四列五行，二十九字。左直书三行，八十二字。藏陈山周世熊家。
《余姚金石志》所载《三老碑》，全称《汉三老讳字忌日记》，材料出《光绪余姚县志》卷一六。是碑全文凡217字，字义奥衍。大意是：三老（董通）生一子（忽）而有九孙。忽七子邯（子南）追远而作祖上名字，注其忌日，并告示后者铭记功德，遵守礼节，切勿犯讳。碑为子南立。是碑自咸丰二年（1852）出土，招致清末民初诸多金石学家之研究，见仁见智，各有贡献。在诸家论叙中，其中对石之最初发见者及出土地存有多说。现就此两问题依次辨析、推衍，兹作考述如下。
《光绪余姚县志》卷一六《金石上·汉三老碑》引周世熊跋：
先君子解组后，卜居邑之客星山下严陵坞，即汉征士严先生故里也。咸丰壬子夏五月，村人入山取土得此石，平正欲以甃墓。见石上有字，归以告余。余往视碑额断缺，无从辨其姓氏，幸正文完好，共得二百十七字。因卜日设祭移寘山馆，建竹亭覆之。
此为《三老碑》发见最早之说，出土地在余姚客星山，为居于严陵坞之乡邑周世熊访得，当时“建竹亭覆之”，以示宝重。周氏随即拓斯刻拓片若干赠散四方，钤“余姚客星山周清泉手拓”，故凡金石家研讨所及也多指周世熊为第一识得此石者。后承其说大致有清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三、俞樾《春在堂随笔》卷二、杨铎《函青阁金石记》卷二、由云龙《定庵题跋》、顾燮光《梦碧簃石言》卷一、王懿荣《汉石存目》、傅以礼《有万薏斋石刻跋》等。然《光绪余姚县志·汉三老碑》在引周世熊跋后，又辑俞樾《春在堂随笔》两文，末案曰：
浙东存石此为第一。诸生宋仁山始访得此碑，稔周世熊有金石癖，偕之往观。世熊既得其处，夜即独乘小舟载碑还。朱观察朗然有记叙获碑事。甚详。
案语所谓斯刻之发见另有来历。始得《三老碑》者非周世熊，乃宋仁山也。文中所及“朱观察朗然”，检《光绪余姚县志》卷三《列传十六·朱兰传附朗然传》：
（朱兰）子朗然，字韬夫……衔江苏候补道，赏戴花翎。居父忧，不复出，唯以文字自遣。自先秦逮晋唐名刻，搜葺甚富。日课临摹至十余万字，四体书并擅精能，工题跋，所品量多，出人意表。
朱朗然“记叙获碑”文字今已不传，无法知其端倪。无独有偶，施继常《游源墓述书后》记载：
汉建武二年《三老碑》，千八百余年物矣。同治初陈山周清泉得之丰山。
此书于光绪四年（1878），距咸丰二年出土斯刻去二十六载。《三老碑》之发见除了客星山，尚存丰山一说。
《万历绍兴府志》卷五《山川志一》记：
丰山在（余姚）县西北五里，高一千八百八，广四十里……其上多古冢，有穴可入中室，或宽四五丈，或二三丈，旁皆砖砌，间有二三室者，俗称老人冢。
丰山自古是余姚墓葬之处。又《万历绍兴府志》卷五《山川志一》：
陈山在（余姚）县东北十里，高千余仞。少石，饶草木。远望形卓峭如笔，至其巅则正平。本严先生光故里，先生墓在焉，亦名客星山。山半有华清泉，亦名旋井。旧有高节书院、清风阁、客星庵、陈山寺、丝风亭、灵端塔，今俱废。
又按《光绪余姚县志》卷二《山川》，“其谓之陈山者，宋古灵先生陈襄子孙散处此山之下也，岭曰陈山。”是山因汉严光故里及墓葬所在，又名客星山。“山半有华清泉”。案，周世熊世居是地，其字“清泉”，盖取之于此。由上，无论陈山抑丰山，旧时皆存墓葬。严光本余姚人，少有高名，与光武同游学。及光武即位，乃变名姓，耕于富春。年八十，死于邑乡，“帝伤惜之，诏下郡县赐钱百万，榖千斛”。时其墓葬宏大，曰“严陵”。旁有村，曰“严陵坞”。然则丰山咸为平民墓，俗曰“老人冢”。故《三老碑》之出土是为陈山、丰山之其中一山，已毋庸置疑。然则上及宋仁山，据民国七年（1918）重修《余姚宋氏宗谱》卷二《列传》辑徐华润《静岚公传》：
公讳仁山，字则安，号静岚。性沉静，承遗业，家计丰裕，遂得一意诗书文艺。擅长翰墨，亦迥超流俗……姚江周氏珍藏《三老碑》，俞曲园金石考评为汉碑最古。此物本在公家蔚秀山，出土后周氏潜致之，始告见。公不惟不与争，并撰记题咏，以志喜吁，是何雅量。
此说《三老碑》出土于蔚秀山。癸卯（2023）新正，我抵余姚，踏访陈山、丰山后，在阳明街道俞建立先生及群立村宋志林书记等人的带领下，考察了蔚秀山。蔚秀山位于今姚城之西。是山不高，攀爬半小时即可达山顶。树木葱郁，岩石怪异。乡贤宋廷桓昔作《蔚秀山记》《蔚秀山赋》及《蔚秀山八咏》，盛赞胜境。宋仁山老宅筑于蔚秀山麓，今尚存。《水经注》云：“余姚故城背巨海，县去海四十里。”余姚自古水系环绕，河网发达；越国水乡，多以舟代车马。《光绪余姚县志·汉三老碑》案语：“宋仁山始访得此碑……世熊既得其处，夜即独乘小舟载碑还。”（已见前）宋仁山居蔚秀山，周世熊居陈山（客星山）。现察蔚秀山至陈山，即宋宅至周家有南线、西线两条水路可走。南线自蔚秀山（宋宅）前之剑河，经蔚秀河、食禄江、姚江、东江，直抵周家；西线自蔚秀山（宋宅）前之剑河，经蔚秀河、食禄江、西江、候青江、中江、东江，直抵周家。无论走南线或西线，均需绕过姚城。倘以水路之便利言之，当日所走应属南线，所历之水道即：剑河—蔚秀河—食禄江—姚江—东江。
蔚秀山时出土汉砖。譬如，刻于东汉永元十年（98）之《昭义砖》，为中国最早的行书实物，是砖即出于蔚秀山麓之群立村。在考察群立村之际，屡见靠近蔚秀山脚处破屋残垣多用汉砖砌成。故于东汉，蔚秀山门户聚集，人丁兴盛。俞樾《春在堂笔记》卷二引周世熊跋：
碑额断缺，无从辨其姓氏。
傅以礼《有万薏斋石刻跋》：“额断，阙姓氏里贯。无考。”《三老碑》因额缺，不辨其原置“三老”姓氏。案，“三老”之官于战国时代魏国始置，至秦代置“乡三老”，两汉增置“县三老”，东汉以后有“郡三老”，并间置“国三老”，以掌教化、伦理、秩序。按《通典》卷一九《职官一·三老五更》：“后汉明帝以李躬为三老，桓荣为五更。安帝以李充为三老，灵帝以袁逢为三老。”是为“国三老”。清叶奕苞《金石录补》卷三《汉县三老杨信碑》：“汉高入关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此乡三老之始也。”杨铎《函青阁金石记》卷二《汉三老讳字日记》：“《隶释》载有汉故国三老（《袁安碑》）。百官公卿，汉之县令长皆秦官名，然县所辖今不一。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二亭一乡，乡有三老（《百官志》）。凡县各置。”“三老”犹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二所云：“三老，众民之师也……尊年也。”是碑开首云：“掾讳忽，字子仪。”《后汉书》卷七六《任延传》：
更始元年，以（任）延为大司马属，拜会稽都尉。时年十九，迎官惊其壮……时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乱江南者，皆未还中土，会稽颇称多士。延到，皆聘请高行如董子仪、严子陵等，敬待以师友之礼。
王莽时期，黄河流域陷于大规模战乱，北部边疆又受到匈奴之威胁，西南、西北、东北先后出现诸多割据政权。江左安定，故中原人士纷纷避难南下。史料除上及之董子仪，另有《晋书》卷九一《儒林传·范平》：“范平字子安，吴郡钱塘（今杭州）人也。其先铚侯馥，避王莾之乱适吴，因家焉。”同书卷九四《隐逸传·韩绩》：“韩绩字兴齐，广陵（今扬州）人也。其先避乱，居于吴之嘉兴。父建，仕吴至大鸿胪。绩少好文学，以潜退为操，布衣蔬食，不交当世，由是东土并宗敬焉。”案，《光绪余姚县志》卷一四《古迹·汉》“严陵坞在客星山下”条：“韩性《五云漫稿》谓子陵避王莽之聘隐居邑之东，偏今墓道所在，即其隐居之所然，则严陵坞当定在客星山下矣。子陵辞伪新聘命不载于《后汉书·本传》，而见于《三国志》注，世徒知其不事故人为高节，而不知其抗命伪朝洁身。古迹者，睹山高水长而可兴矣。”严光避光武事既见之《本传》，但不知其亦避于王莽而隐迹于陈山（客星山）。董子仪上代于王莽伪政之际迁居会稽，后天下稍定，“避乱江南者皆未还中土”。如董氏辈世居会稽。余姚时为会稽属县。碑云“讳忽，字子仪”者，乃董子仪也。周世熊跋注：“吾邑董氏，盛于汉代董昆、董春、董袭，见《太平御览》《北堂书钞》注引《会稽典录》。谢承《后汉书》《会稽先贤赞》诸书。”董子仪事除上见《后汉书》，另见《东观汉记》卷一五、《通志》卷一六九、《后汉书补逸》卷四、宋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上《牧守》、《嘉泰会稽志》卷二《太守》、《太平御览》卷二四一《都尉》、《册府元龟》卷六八七、《牧守部·礼士》、明欧大任《百越先贤志》卷二《顾奉公孙松传附董子仪传》：
郡有高士董子仪，会稽都尉任延敬待以师友之礼，是以郡中贤士大夫争往官焉。
董子仪与严子陵咸为越中高洁之士。于董通而言，以子仪聘为郡中属官，则通乃“郡三老”；倘从“掾讳忽”之“掾”推敲，此“掾”指县掾，抑通乃“县三老”。
由上，于蔚秀山群立村多发见汉砖一端度之，“三老”董通颇有可能居于此。“三老”是为望族，门户拥有一定财力，子南辈能于此营墓树碑。陈寅恪云：“吾国中古人士，其祖坟住宅及田产皆有连带关系。”斯为中国古代农耕社会宗族环境之状态，于汉代即形成。从今余姚群立村发见诸多汉砖揣测，董通之族望、家业即于是地，祖墓在蔚秀山。文献与实物互相印证。《三老碑》之发见非前人所谓在陈山抑丰山，指为蔚秀山，是为合理；初识者推宋仁山。周氏后来作跋，无意或有意隐去宋仁山事，乃文人之故作狡狯，不足据证。
关于《三老碑》尔后之命运，《光绪余姚县志》引周氏跋：“辛丑之乱，贼火吾庐，亭相去稍远，得不毁。事平，碑仆于地，旁甃汉晋砖数十，如灶突然。盖贼用以作炊者，石受熏灼，左侧黔墨，而文字无恙。凡物隐显成毁，固有定数。此碑幸免劫灰，先贤遗迹，赖以不坠，知海内好古家同此愉快也。”继之斯石经历，清吴昌硕撰《汉三老石室记》已述其详，不复赘叙。
1922年，《三老碑》由西泠印社建石室珍藏于西子湖畔，成为“镇社之宝”，至今已百年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