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能苗
日前，我驱车到河姆渡镇老年公寓看望母亲，发现在这个山岙深处还整整齐齐地遗留着几排废弃多年，破旧不堪的猪舍，一时勾起了我的回忆。
岁月如歌。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响应国家号召，在我们山区农村，几乎家家户户都养有至少一头猪。一般每年春季到车厩畜牧场，经过精挑细选购买来一头有十多斤重，皮肤细腻光滑红润，毛色白净均匀，叫声尖而洪亮，活蹦乱跳，健康可爱的小猪仔。
然后，各自关入专门为它准备的猪圈饲养。居住条件相对较好的农户，单独建有一间面积不大，简陋而又低矮的猪舍，兼作柴草间和卫生间，条件较差的就干脆人猪同住。我家的猪圈，就设置在平时不住人的一间空楼屋的底层里间，穿过半间步梯间，和灶间相通，两侧靠墙，由两品木栏栅合围而成。它的到来，给我们山村每家每户增添了新的活力，同时，也给每一个“内当家”平添了几分牵挂。
平时，我家的自留地种植的各种瓜果茎块蔬菜，留足一家人日常所需的，质量较次的番薯、土豆、青菜、萝卜和大量番薯叶、土豆叶等作喂猪饲料，拌入适量的米糠或者剩饭剩菜等。米糠吃光了，祖母就会向左邻右舍或借或买解急。
每天中午或者晚上，全家人吃过饭后，一听到猪圈里传来一阵阵“二师兄”的叫声，祖母都会放下手头的家务活，急急忙忙地调配好一木桶猪饲料，“扑通扑通”地倒入一个长方形石凿的猪食槽。
这时，祖母还没来得及搅拌匀米糠，“二师兄”就会迫不及待地走近猪食槽，“噼里啪啦”连拱带啃地疯吃了起来，生怕有别的同类一起进来争抢似的。它一旦敞开肚皮吃饱喝足了，就会“哼哼哼”地叫着，缓慢地摆动着双脚，一步一步走到较高干燥处的稻草堆上呼噜呼噜大睡。如此日复一日，月复一月，看着它慢慢长大长膘长壮。
“二师兄”也不是随便好欺负或者忽悠的善茬。有时候，它还会挑食，常常将其不喜欢的食物原封不动地拱在一边。如果这时候它还没吃饱喝足，就会高高抬起头，“咕噜咕噜”地叫个不停，向你讨食。然而，当它吃到质量上好可口的食物时，则将整只猪食槽舔得干干净净，看上去像清洗过一样。
在家里，眼看着煮熟储存在七石缸里的青菜、萝卜、番薯叶、土豆叶、草籽头等湿饲料快吃完了，祖母就会着急，通常提前准备好一只老式的木箍红漆饭桶，催促我赶紧到村外十多里地的原沿江公社和江中公社等平原地区去割喜旱莲子草（俗称革命草）。记忆中，有两次例外未带饭桶。
有一次，我们相约结伴到姚江南岸的东江沿村割革命草，那里田埂和池塘边的革命草长得又长又多又嫩，生机盎然，不到半天功夫，就轻轻松松割了沉甸甸的满满一担。中午，还享受到了外嫁到此的一位名叫婉莉的远房姑姑高规格的盛情款待，她准备了香喷喷的红烧鲫鱼、猪肉和荷包蛋等好菜好饭。我只甜甜地喊了“阿姑、阿姑”几声，就美美地饱餐了一顿。时隔多年，我故地重游，发现这里已经耸立起了一幢幢别墅式的新楼房，今非昔比。
尤其令人难忘的是1967年夏天，适逢遭遇百年未见的一场特大旱灾，原来碧波荡漾、深不可测、鱼跃虾跳、蜿蜒美丽的姚江，顿时江底朝天，除却在其较深处零星留有几个浅水潭坑外，远远望去一览无余。当时，我年仅13岁，童心未退，跟随隔壁阿婆过江到姚江北岸的原江中公社太平渡村割革命草，不用再花4分钱往返乘船，直接光着脚丫子，行走在那光滑细腻，被烈日暴晒而龟裂不规则的一块块江底淤泥上，脸上流露出几分征服者胜利的愉悦。
虽然革命草耐旱，富有极强的生命力，但是，在那一年夏天，也显得萎靡不振，稀稀落落。我们一行来到村边各处沟沟坎坎的潮湿地，花费了整整一天时间，才勉强割了浅浅松松的一担革命草。与此相反的是，托隔壁阿婆的福，我们这次中餐享受到了娘家人对出嫁老囡如陈年老酒般的醇厚接待。
待我把一担又一担革命草割回家里，祖母会收敛起一脸愁容，流露出满意的微笑。她立刻生火将最大的一只里头镬烧得通红，将革命草一锅一锅煮熟冷却后倒入一口空着的七石缸备用。
在那个年代，国家对生猪实行统购统销政策。经过精心饲养，“二师兄”大约毛重超过120多斤了，就可以经验收合格出栏，过磅卖给车厩供销社生猪收购站。同时，收购站会按照统一的收购价每头猪支付45元至60元不等的现金，还会发给各50斤的化肥票和饲料票等进行奖励。我家所在的第三生产队还会额外分配给约1分面积的饲料地进行鼓励！每当收到这份一年中最大的收获时，我们全家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大人们高兴的是一年的油盐酱醋等花销有了着落，我们三兄妹高兴的则是新年可以换新装了。
“二师兄”出栏后，时值寒冬。这时，祖母会利用难得的“空栏期”，无牵无挂一身轻松地安排走亲访友。父亲则及时把猪圈打扫干净，把猪粪分别施在生产队的草籽地里或者自家自留地的每一枝土豆根部，准备来年春天迎接新一头小猪仔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