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祖益
近日，我再次重温黄宗羲的代表作《明夷待访录》，并认真研读了其中的重要篇章《学校》。这不仅因为我曾经是一位教育工作者，更是出于我对教育事业的关注与厚望。40年的教学生涯，其中有28年在学校的管理岗位上，于情于理，也是初心难忘。
清康熙元年（1662），黄宗羲在《留书》的基础上开始撰写《明夷待访录》，至次年冬完成，并署“癸卯，‘梨洲老人’识”。距《留书》时隔十年之后，黄宗羲的思想不再停留在批判明王朝和“夷狄”清王朝，而是通过对秦汉以来历史上一治一乱的深刻反思和总结，批判了封建君主专制，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等一系列民主议政思想，充分体现了他倡导民治、反对专治的政治主张，具有鲜明的启蒙性质和民主色彩，此乃教育精髓之所在。
《明夷待访录》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第一部具有启蒙性质的批判君主专制的名著，对清末民主革命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梁启超称其为“人类文化之一高贵产品”。掩卷沉思，从“癸卯”（1663年）到“癸卯”（2023年），时光已走过六个花甲。这是值得纪念的，也是值得铭记的。
据查，唐代孔颖达在《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卷四中注道：“明夷，卦名。夷者，伤也。此卦日入地中。明夷之象施于人事，闇（“暗”的异体字或古体字）主在上，明臣在下，不敢显其明智，亦明夷之义也。”“待访”即《明夷待访录》中的“箕子之见访”，它表明黄宗羲在等待未来的贤明治者前来访问。诚如《孟子》云：“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只可惜，黄宗羲终其一生，“犹闻老眼盼大壮，岂料余生终明夷”。
特别是在《学校》这一章里，通过对民主教育思想的论证，黄宗羲表达了强烈的反封建的政治哲学思想。他痛心地指出：“所谓学校者，科举嚣争，富贵熏心，亦遂以朝廷之势利一变其本领。”这样的学校完全成了名利角逐场和朝廷培养忠实奴仆的基础。因此，他认为：学校除了传播文化、培养人才，更应该成为“公其非是”、监督辅佐朝政、指导舆论、考较社会利弊的场所，赋于学校以前未有的代议机构的职能和性质，并给以历史的或理论的论述。黄宗羲对学校职能的新认识是时代的进步和文明的曙光，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为实现这一宗旨，他猛烈抨击已经极端腐朽的科举制度，倡导改革学校体系、扩大学校作用、提高教师地位、革新教材、创新教法。他在文中大声疾呼：“师、弟子各以疑义相质难。”老师、弟子各自提出有疑惑的内容，互相质问辩难。“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时至今日，此话作为课堂教学的方法，仍是我们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之一。
在教学内容方面，他既强调民主性，又倡导科学性，明确主张学校应开设自然科学课程；对学习科学技术的儒生和学习《五经》的儒生给予均等的晋升机会和可能，开创了我国近代学校重视自然科学学科之先河，表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办学理念。这在封建时代犹如照亮中华大地的一缕晨曦，光芒万丈，难能可贵。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重视价值判断的优先性而相对轻视事实判断，容易导致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混淆。在君主专制社会，天子的言行具有法律效力，而且能够凌驾于法律之上，道德领域的是非也以“一尊”为衡量尺度和标准。这种封建思想根深蒂固，延续千载。
黄宗羲对这个一直奉行的“是非”标准问题重新审视。他提出了“公其非是于学校”的学术观点和治世理念，也就是说，朝廷欲施行某种重大决策，需要交给学校集体讨论，最终采用的评判标准是以“公论”为准，而不是以君主的是非观为准。这种设想表现出黄宗羲政治思想中平民化政治的倾向。从政治理论上来说，“公其非是于学校”的理论还比较粗糙，也过于简单化、理想化，但是在当时，黄宗羲能赋予学校以前未有的职能和性质，从这个意义上说，黄宗羲的这种思想就具有近代民主的启蒙意义。
时代各不相同，精神一脉相承。在历史的长河中，教育一直伴随人类文明的进程不断发展，那些弥足珍贵的教育著作、教育思想、教育人物和教育事迹无时无刻不拨动着教育者的心弦……黄宗羲，一代文化巨子，其“事功文章，经纬灿然，真儒林之巨海、吾党之斗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