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龚建国
冬季的太阳穿过窗户照进书房，书架上便有了斑驳的温暖的光影。我在整理书橱，一封信从书籍中翩然飘下，是余姚县文化馆写给我的，内容如下：
龚建国同志：
宁波地区定于11月6日召开文学创作会议，你有一篇作品入选，所以请你去参加，这是领导上对你的培养，我县同去的有陈忠来副馆长，陈加欣同志（县科技报编辑）等。会议在宁波温泉招待所召开，那里有地区的人在等。会议时间大约七八天，主要是讨论和修改作品。《东海》杂志编辑部同志也从杭州赶来参加会议，这是一个极好的学习机会，请你届时前往认真学习，使自己的创作水平有一步提高。
余姚县文化馆
1982年11月3日
看到这封信，记忆之门一下子打开，我想起了在余姚农村生活的一段往事。
那一年，我13岁多一点吧，初一只读了一个学期，那时书费是3元，学费也是3元。书费上交了，学费迟迟交不了，向家长要，说没有钱。父亲干脆叫我不要上学了，放牛挣钱可以补贴家用。
放下书包拿起牛绳的时候，我是郁郁寡欢却又无力抗拒。我放的是一头小水牛，它总是用陌生的不信任的眼光瞅着我，瞅着这个世界。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牵着同样孤单的小牛，来到一片山脚下的草地上。可是它不肯吃草，一直昂着头“哞……哞”叫唤。不一会儿，远处山脚下也传来“哞……哞”的回应，这也许是大山的回音，也许真是母牛的呼应，这头小牛突然挣脱缰绳，朝声音传来的方向扬起四蹄飞奔而去……前面是一条被灌木杂草覆盖的溪坑，小牛一头栽进去，不见踪影……
紧追其后的我被眼前的景象吓得哇哇大哭。听到哭声，山边走来三十左右的阿祥叔，他正在加固电线杆子，准备要装一个大喇叭。他怎么会知道后来成为我小说的主人公，我也不知道6年之后会写小说。当时他拨开杂木野竹，深一脚浅一脚地把小牛从坑底拉上来，幸好是春季，坑内有水，小牛并无大碍。他问我为何不去上学，我坦白父亲不让上。他背着铁镐拿着喇叭转身离去时，又对我说了一句：“想看书的话，上我家借好了。”我没说好，也没说谢谢，只是含泪点点头。
上学的时候，我并没有感到做学生是幸福的，而失学时才真正体会到：和同学们一起背着书包上学，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聆听老师的教诲，这是多么幸运。在一个雨天，孤寂而苦闷的少年走向阿祥叔的家。
阿祥叔成分不好，父亲是地主，单身的他与母亲一起生活。我到他家后说明想看书，他从室内拿出三本书让我挑：英国诗人海涅的《海涅诗选》、巴金的《家》、曲波的《林海雪原》。我随手翻了一下，这个诗好像看不太明白，《家》可以看懂大概，《林海雪原》里面有杨子荣的名字，这是家喻户晓的英雄，我选中了这本书。从此，我一扫以往沉闷的心态，边放牛边看书，每天跟勇敢、机智的战士们一起，在白雪茫茫的林海深处消灭土匪，解放百姓。从此以后，我爱上了看书，有的字不认识就查新华字典。我看了一本又一本小说，跟着书中的主人公一起，经历生活的艰难曲折，感受人生的波澜壮阔。
这里我要感谢石步中学的李念椿老师、王根岳老师及陈敏娜老师，由于他们的帮助和关心，说服我父亲让我重新回到学校读书。一年以后，我从一个成绩低下的学生转变成一个较好的学生，虽然我数理化基础不扎实，但语文成绩突飞猛进，我的作文常常被老师当作范文在课堂宣读。高中毕业后我就回村务农，除了做农活、砍柴等，业余时间开始写广播稿，写农村的新人新事新气象，稿子也经常在县广播站播送。
1981年，我应邀在石步中学任代课教师。那年恢复高考之后的首批师范生分配到学校任教，我从他们手上借到了系统的大专教材，除了备课教学之外，每天自学到深夜，并开始学习写作。
1982年夏天，我开始写短篇小说《山岙深处》。故事大概是这样：农村实行分地到户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只管自己的一亩三分田。而有个青年名叫阿祥，他在经营好自己的责任地外，又热心村里的公益事。村里每家都有一只小广播，可惜年久失修，线路老化，大多数广播没有声音。广播是上级联系百姓的桥梁，公社开大会、大队开社员会，都是靠广播通知的。阿祥主动向村里承担架设电线杆安装大喇叭的任务，在这个过程中结识了邻村姑娘阿萍。阿祥的美好心灵与踏实行为博得了姑娘的好感，正当两人互表爱慕时，却遭到女方父母的强烈反对，主要嫌他穷，还嫌他有一个双目失明的母亲。小说的结尾是他俩冲破重重阻力，幸福地走到一起，那半山腰上的一只高音喇叭，也发出欢快宏亮的声音……
我把小说初稿寄给余姚文化馆的蔡康先生，不出十天收到蔡先生回复：小说写的不错，是否留有底稿？叫我马上再眷抄一份，他要推荐给地区群艺馆。
当年11月5日下午，我因受凉感冒，高烧不退，迷迷糊糊躺在床上，同村同学送来一封文化馆的信。我打开一看，有点惊诧，这信就是文章开头提到的，通知我6日去参加地区创作会议。
我至会议报到处已近傍晚，陈忠来、陈加欣两位老师和我不是同住一个房间，我与慈溪的两位同志住一起。晚饭后，陈忠来老师来看我，见我身体不适，邀我一起去大池泡温泉澡，说这样能缓解路途疲劳，减轻身体不适。我欣然应诺。
会议开始是相互交流看作品，然后是讨论发言，提出中肯的修改意见。陈加欣老师内敛沉默，戴着眼镜埋头看稿，陈忠来老师会直率地给作者提看法。象山县的一篇作品，写得悬念迭起，曲折离奇，一环扣一环，比较吸引人。有老师认为这篇小说能够吸引读者一口气看完，这本身就是成功。而陈忠来老师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一个作品必须首先要有社会价值，要有净化灵魂的正能量。
他叙述了一个有趣的亲身经历，有一个冬天，他在河边看到一个人光着身子一个猛子扎下及脖深的河流中摸索着，然后浑身哆哆嗦嗦着上岸，又一头扎进冰冷的河水中。这怪异的行为引来围观的人，有人问，大冷天的你在河水里干什么？答：洗衣服时，一块肥皂掉下去了，在摸肥皂。寒冬腊月，一个人数次潜入河底，原因是为了一块微不足道的肥皂，这就滑稽可笑。写小说也同理，你花费笔墨，吊着读者的胃口，绕来绕去，最后竟然是为了“一块肥皂”！这太不值得！
陈忠来老师谈到我的作品，认为有社会意义，时代感强，有榜样的力量，这是讴歌当代乡村青年的精神风貌，歌颂年轻人的美好爱情。也有老师持不同看法，认为《山岙深处》的爱情描写太理想化，缺乏真实感，小两口的结合不是瓜熟蒂落自然形成。还有女主人公阿萍之母的描写也有欠缺，母亲的形象应该是个矛盾体，既有疼爱自己女儿的一面，又有不满这门婚事的一面，这样人物的性格才会丰满，也能更使读者信服。
对于没有一点恋爱经历的我来说，要写好这个恋爱故事有点力不从心。我的小说最终没有入选宁波地区群艺馆每年一期的《文学作品选刊》。
后来，我离开余姚去他乡谋生，就渐渐地放下手中的笔，忙于当下的生计，辜负了老师们寄予我的深切期望。但值得一提的是，无论为文还是为人，无论职场拼搏还是商场滚打，我都恪守年轻时的理想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