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亚莉
雪是冬天最美的舞者，也是春天派来的使者。我最爱雪的模样，一支支雪歌是天空最深情的告白，以云为泥，以风为枝，清逸出尘，盈盈地装扮人们眺望的窗台。
童年的雪总是伴随新年的脚步，这浪漫而盛大的节日几乎超出我心的轨迹。记忆中的雪如长了双翼的精灵，为我撞响新年的钟声，植入内心的花瓣，欢快、鲜嫩、馨香，且年复一年。
白雪皑皑的原野美得爽朗而辽远。屋前的小土路一动不动，趴成一条冬眠的蛇，而雪姑娘在屋顶密密地铺了一层“白砂糖”，稻草垛结结实实，成了“大蘑菇”。我们奔跑在雪地上，顾不上小手冻成胡萝卜。屋檐下，箭似的冰凌像一队列阵的将士，时刻充当男孩们的军火库。我偷来奶奶灶前的几粒小煤球，揭了围在脖子上的红丝巾，踮起脚丫子，摘了一根挂在廊柱上的红辣椒，美艳的雪人就在我的指尖“高光出镜”。
爷爷是村里为数不多的文化人，他戴上老花镜开始写春联。要说有文化，怎么少得了我家的鸡、狗和猫小姐!
瞧，鸡们争相参加雪地上的“书法竞赛”，大公鸡翘着七彩尾羽，得意洋洋地拉开架势，母鸡也不甘示弱，你一“笔”，它一“画”，那些“楷书”虽比不上颜公正统，但很像那么一回事儿。
小狗是画师，倒是一点不假，人家画的梅花除了那位“梅花屋主”王冕的墨宝，谁也无法复制。因此，我认定小狗是天生的绘画大师。
让我心生忌妒的是我家猫小姐，常常抢我的特权，坐在奶奶膝上，那对高冷的大眼睛一闭一睁，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有时候，猫小姐如诗人一般对天吟诵几句。偶尔，它像女侠一样飞身上树，与唱歌的小麻雀私聊一番。我敢肯定，我家猫小姐有洁癖，不愿弄脏它那双小白靴。
除夕，城里的二叔带着一大家子加入过年的行列。大人们开始打年糕、蒸粉团，然后宰鸡、杀猪，准备过大年。孩子们进进出出，在父母的眼皮底下大着胆子撒欢。
吃过年夜饭，分了压岁钱，大人们围炉话桑麻，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堂屋里的自鸣钟。“当……”新年的钟声敲响，我迫不及待地换上新衣裳，跟着哥哥姐姐到雪地里放鞭炮，噼里啪啦，火花与雪花点亮了夜空。不好，火星子溅到我的新衣裳，赶紧用手灭了，可衣襟上还是烧了一个小洞洞。这是我苦等365天的新衣裳啊！我想哭。姐姐们拍着巴掌起哄：“缺牙龙，钻笆洞。缺牙龙，钻笆洞。”我赶紧捂上我的小嘴巴。哼，我才不让她们看笑话呢。彼时，我刚好换门牙。
回到屋里，肉香盈满屋子。金黄的团子摊了一竹匾，洁白的年糕垛成山。我摸摸这个，咬一口，松软香甜，捏捏那个，啃一嘴，还热乎着，早忘了新衣上的那个破洞。
父亲忙完了，洗了手，换上那件他最珍爱的军大衣，把棉帽子扣在头上。那是当过兵的二叔送给他的。父亲拿了手电筒出去了。这是惯例，父亲每晚临睡前会去检查柴房，并关照邻居小心火烛。
不一会儿，父亲急匆匆地跑回家，他身上的军大衣连同那顶帽子一起不见了。父亲径直走到奶奶身边，让奶奶赶紧下一碗面条，他要送去柴房。事情有点蹊跷。“柴房里有贼吗？”我问奶奶。“别胡说，哪来的贼，是一位叔叔要在我们柴房借宿一晚。”父亲拿大眼睛瞪了我一眼。
我家的柴房在村口，离家大概百米之遥，未等父亲晃着手电筒走近柴房，里面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响声。“谁？”父亲的声音带着威严。“是……我。”那声音一定是从发抖的嘴唇里传出来的。
父亲没有说出原委，这一切不过是我的猜想。
大年初一，雪花收起了翅膀，太阳公公给新年挂上了吉祥的红灯笼。我惦记柴房里的那位叔叔，顾不上吃饭就往那儿跑。草垛上，整齐地叠着父亲的军大衣和棉帽子。事实正如我的猜想。那个年轻人的家在百里外的小山村，之前在外打工，想在除夕前赶回家，不巧遇上大雪，上山的夜路不好走。幸好，他遇到了我父亲。
童年的冬天已然化作如雪的记忆，定格成晶莹的童话，安抚了我内心的“野马”，使我在寂寂枯坐时抵达一种遥远的亲切，而那个下雪的除夕一直暖在我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