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秀玲
在理县，教《蜀道难》《蜀相》这两首诗，介绍背景和作者时，我插入了自己游玩江油李白故里、古蜀道、武侯祠、杜甫草堂的照片，瞬间点燃了学生兴趣。原本是他们四川的名胜，有了我的代入感，他们与诗文便热络起来。
想起二十年前游玩沈阳，在大帅府的小青楼，得知在赵四小姐卧室可以抬眼望见大青楼里张学良办公室的灯光。站在卧室，抬眼凝望，感受他们的旷世爱情，这种身临其境之感比文字更令人动容。那之后，我像吃惯了大鱼大肉的人忽然返璞归真，更喜欢流连于名人故居。
故居是名人生前生活与工作的物理空间，展厅往往图文并茂。了解名人，或许可通过文字读取，但故居的现场感和形象叙事，是纯粹文字难以企及的。置身被还原的场景，展开沉浸式对话，让思考更通透。在延安杨家岭毛主席故居，室内陈设朴素简洁，临窗是一张旧办公桌，上方挂着毛泽东当年伏案写作的画面。我的思绪飘回了那个如豆灯光的夜晚：室外或黄沙漫天，或冰天雪地，时而可能遭遇敌机轰炸，但窑洞的土墙挡不住思想的锋芒。物质的“窄”成就了思想的“阔”。驻足片刻，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之后的路遥故居更是如此。路遥故居有两处：一处坐落在榆林，设有纪念馆；另一处在延川。因行程紧张，我去了延川。
故居坐落在延川偏僻山坳郭家沟村，一个院落，几口窑洞，保持着简陋的原貌。飘着细雨，几位游客，甚是寂寥。路遥出生在榆林，七岁那年因生活艰难，被过继给延川的伯父，在这里生活、学习、成长，直到1973年考上延安大学才离开。走出故乡，笔下依然是黄土地。这段岁月，都被他揉进作品里，无论是《人生》还是《平凡的世界》。他曾说：“我尽管出生在清涧县，实际上是在延川长大的，在延川成长起来的，所以对延川的感情很深。在我的意识中，延川就是故乡，就是故土。”这段话被镌刻在院落的大石头上。
故居分两部分，一处是较大的院落，有七口窑洞，作为展览区；另一处只有两口窑洞，是路遥过去居住的地方。窑洞破旧阴暗，当年的拮据艰苦可想而知。环视蓬门荜户，似乎给了我答案。路遥“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的创作精神，正是贫困“喂养”的。他玩命写作，劳累过度，英年早逝，他笔下的人物也都有黄土高原般的坚韧不拔。
窗边墙上贴着电影《人生》的剧照，高加林和刘巧珍，形象鲜明，令人难忘。回来后，我马不停蹄地在“微信读书”上重读，一口气读完。只是当时已惘然，而今有了故居直观感受，之前对高加林的偏见逐渐被消解，多了一些怜悯和理解。身在那样的处境，作为堂堂高中生，谁不穷则思变，谁不想让自己生活过得更好？正如路遥在《平凡的世界》里写的：“生活不能等待别人来安排，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在小说中，路遥并没有对高加林口诛笔伐，只是克制地叙述。
过后一周，跟随学校文学社团研学活动，我参观了位于乐山市沙湾镇的郭沫若故居。
郭沫若的大名早已如雷贯耳。初中时，学过他的《天上的街市》《科学的春天》；大学时，粗浅了解他的《女神》是中国现代诗歌的里程碑。执教节选自历史剧《屈原》的《雷电颂》时，惊讶于郭老还是剧作家。近几年得知，我所在学校的旧校名“莘塍中学”是郭沫若题写，但我压根没往书法这方面想。
纪念馆完全颠覆了我的浅薄认知。原来郭老在文学、考古、翻译、书法等方面都取得很大成就，特别是用三十年时间翻译歌德《浮士德》。
故居保留川西民居风貌。门楣悬挂的“贞寿之门”匾额，是光绪皇帝赐予其祖母的；门口商铺、四进院落以及后花园，无不透着席丰履厚的气派。大堂两侧小门，右宽左窄，寓意待人宽进严出。四岁半就进入自家“绥山山馆”私塾，接受严格的诗词格律训练；十几岁跟随哥哥留学日本，后来弃医从文。这是一家兼具商业实力和文化底蕴的高门大户。
那天细雨绵绵，游客不多。因学生研学，我们特地请了故居的专业导游。在古意盎然的旧居，在导游娓娓道来的讲解中，我似有所悟。郭老成为百科全书式文化巨匠，拥有深厚的人文素养，与他的成长背景、家庭影响息息相关。
一次途经成都，有点空闲，搜索住处附近的故居，居然搜到了巴金故居。兴冲冲步行二十多分钟，却只看到一面写着“巴金故居原址”的纪念碑。“故居原为川西深宅大院，五进三重砖木平房，巴金在这里度过少年和青年时代。”读着纪念碑上这段文字，似乎找到了某种印证。“激流三部曲”中那几位觉醒青年，就从这里出发。
最是故居能致远。它不语，却比任何教诲更有力量：让我们看见一个人如何从方寸之地走向辽阔的世界；无论走得多远，回望依然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