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关杰
温瑞塘河静静流淌，一桩桩旧事散落在波光粼粼的时光里。近年编撰《瑞安百年老校》，我曾走进莘塍中心小学（聚星小学）。校内古碑安然嵌于墙内，斑驳印痕封存岁月，也让我静下心来，细细回溯学校前身聚星书院近两百年的兴学脉络。
这座老校跨越沧桑、弦歌不绝，并非仅靠乡邻一时善举。谈及初创艰难，曾在该校任职、对校史熟稔的蒋兆富先生向我直言：“当年若无您老乡刘知县的亲力亲为、私济公助，聚星书院恐难有后之辉煌。”一语既出，这位远道而来的清代知县，从寥落史料中清晰浮现，成为瑞安近代文教史上不可忽视的一代循吏。
自古江淮庐江，民风质朴，文脉绵长。世人皆懂，一时土木终归尘土，唯有教化能滋养人心、绵延世代。两千多年前，庐江先贤文翁远赴巴蜀，于蛮荒中创办文翁石室（今成都石室中学前身），开创古代地方公办教育之先河，被后世尊为“公学始祖”。他以文教开化一方，为后世为官者立下朴素准则：为政当以启智安民为本，而非拘囿于刑名赋税。这份崇文济世的精神，沉淀在乡土密码中，代代相传。
清道光十一年（1831年），进士刘礼章辞别江淮故土，远赴瑞安出任知县。莘塍依托塘河水运，商贸繁盛，市井热闹，民生富足而教化滞后。许多乡野孩童空有韶华，却无启蒙之所，令有心兴学的刘礼章耿耿于怀。
民间从不乏向善问学之心。道光六年（1826年），乡贤蔡朝珂深受刘基《郁离子·沙班子中兴义塾诗序》文中“今之学主以文墨为教，弟子上者华而鲜实，下者习字画以资刀笔官司，应酬廪粟之外，无他用心，其亦异乎予之所欲为者乎？”之句影响，谋另建书院，自发集结乡绅，众筹募资捐地，在龙河与塘河交汇处建起聚星书院。此举虽为瑞安民间兴教写下暖心一笔，然民间办学势单力薄，既无固定恒产维系开支，亦无成熟章法约束课业，仅凭一腔热血，书院始终飘摇不定，生存堪忧。
聚星书院在举步维艰之际，刘礼章主动介入，以官方力量兜底护航。
欲稳书院根基，首在解决经费。刘礼章划拨头陀寺八十亩公田为书院专属学田，以田租补给日常开支，保障讲师薪俸与生员膏火，为聚星书院筑牢长久运营的底气。不仅如此，他还慷慨解囊，捐出俸银百两有余（一说六百两）。殊不知，清代七品知县岁俸仅百余两，而刘礼章晚年任长沙县令时清贫至极，灶冷厨空，甚至需典当衣物维持生计。这份馈赠绝非官样施舍，而是一位读书人心甘情愿为书院做“抱薪者”。
钱粮仅解一时困顿，完善规制方能使书院行稳致远。为摆脱民间义学松散无序之弊，刘礼章借鉴杭州《宗文义塾条规》，结合莘塍学情，因地制宜订立课业、选聘、考核、助学等一系列细则，一跃成为浙南地区有口皆碑、纲纪分明的正规学府。
最令人动容者，乃刘礼章褪去官威、躬身育人的姿态。封建时代等级森严，官员多与乡野疏离，他却毫不拘泥世俗尊卑。书院落成之初，他亲自登台讲授第一课；公务再冗杂，每月依旧按时赴馆讲学，风雨无阻，耐心为农家子弟答疑解惑。道光十四年（1834年），为铭记陈步云等乡贤兴教善举、激励后世崇文向学，刘礼章亲笔撰文《为陈锦堂公倡建聚星书院碑》。时至今日，这方古碑仍静静伫立在莘塍中心小学教学楼内，字迹清晰，成为瑞安官民同心、崇文兴教最珍贵的历史物证。
跨越两千余年时光，从文翁治蜀到礼章治瑞，两位庐江先贤冥冥中似约定好了一般，秉持同一种坚守。他们跳出短浅的政绩观，不屑浮于表面的功业，始终以教化滋养民生，以书香温润乡土，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份初心贯穿刘礼章整个宦途：丁忧归乡，主讲潜川书院回馈故土；远赴西南任职，仍以礼乐教化军民苗众。离世之后，属地百姓自发护送其灵柩百里，这份朴素民心，便是对循吏最好的评价。
岁月轮转，塘河依旧。历经近两百年风雨，聚星书院几经更迭，从旧式义塾蜕变为新式学堂，最终成长为如今的莘塍中心小学。校址未迁，弦歌未断，一代代瓯越子弟在此启蒙，缪天瑞、方德植等英才皆自此走出，彭文席于此写就《小马过河》，依托书香改写人生，反哺故土。
这位进士出身的刘大人，一生官阶仅止知县，但所留教化之泽与精神之光，却远非品级所能衡量。
前些时日，我走进庐江名人馆。墙上刘礼章的画像令我心头一颤：那是一张被岁月和清贫雕刻过的脸，颧骨高耸，眼窝深陷，甚至透着一股营养不良的饥饿感。我不禁心疼，这位古代的读书人，似乎从未在意过肚皮是否殷实。
他把自己活成了一盏灯，灯油耗尽，只为换来满城的琅琅书声。
走出展馆，庐江的风吹拂着脸庞，远处青山隐隐，近处流水汤汤。我想，或许家乡把他留在馆内，并不是为了展示一位官员的履历，而是为了留住那股读书人的风骨与执念——那种宁可亏待自身，也不肯辜负良知与文教的坚守。
如今，温瑞塘河的两岸，灯火万家。
今年是聚星办校200年。我不知道哪一盏灯是属于他的，但我知道，只要文脉不绝，那清瘦的身影，便永远活在这片水土间，不曾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