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毕业后，我边上电大边代课，教初一语文。这是一所农场初中，坐落于田间。学校有十几名教师，十几个班级。雨水特别盛，小径泥泞，一步一滑，脚趾须抠着鞋底。小河上有座小桥，是一根圆筒水管，我走在上面摇摇摆摆，要学蜻蜓那样，张开翅膀，保持平衡。我视若畏途，一是怕摔进河里，二是怕不小心来个劈叉，骑在水管上，那也很痛苦。但每天四趟，又必须过小桥。学生们在后面模仿我，尤其是小胖妞小佟，起带头作用。过了桥，我一瞪眼，他们四下跑散。
我那时很瘦，有人调侃我，说风都能把你吹跑。搭班的蔡老师说，学生一吵闹，你眼睛瞪起来，他们就会伏下去。我看看她，眯眯眼，但学生都服她，小眼能聚光。有时我压不住阵脚，正烦恼着，课堂忽然安静下来，我就感觉得到，蔡老师过来镇场了，班主任有威势。
教了一段时间，我也摸清学生路数了，就是说好听的吸引住他们，这还不容易？好多年后，学生回忆起我，还说当时上课听得爽。这估计是对我的好评。但我毕竟不是唱词先生，考到的内容还得教。好在我一瞪眼，他们也就伏在课桌子上，都是街坊，太凶也不好。
跟学生处好关系，也会带来后遗症，就是傍晚时，家门口会长满“小蘑菇”，七八个学生探头探脑，窥视我家。我母亲在洗碗，说这是你学生吧，在对面站很久了。我一看，果然，全是学生。我说你们做完作业了？她们笑嘻嘻，说做完了。我不说话，她们也不走，你推我我推你，不时爆发出哄笑声。我见她们不听，就径自上楼了。过了会儿，母亲在楼下说：“让她们进来吧，这样站在门口，也不成样儿。”她和我一样，特别心软。我只好妥协，让她们进来。
小佟带头，七八个学生，一窝蜂地，鱼贯而入，塑料鞋底噼里啪啦，木楼梯上响成一片。我房间小，九平方米，摆一副桌椅，一张小床，多来一个人，就挤不过去。七八个女生一进来，跟叠罗汉一样，一个坐在另一个身上，还有一个再覆盖上去，钢铁床板吱吱作响，最下面的小佟叫苦连天，但她丝滑半天，像鳗鱼似的，从边上滑了出来。坐不下的老实学生，就靠在门边，手放在背后，抠门框上的树皮，粉末瑟瑟往下掉。大家没什么话讲，就是爱傻笑，没理由也爆笑。我冷着脸，问她们，有事吗？她们你推我，我推你，还是笑，没事，就来看看你家。我家好看吗？现在看过了，你们可以走了。她们哈哈大笑，楼梯板噼里啪啦，走得一个不剩。
过一天傍晚，她们风雨无阻，还来，嘻嘻哈哈，叠罗汉一样堆在椅上、床上。我照例问，有事吗？没事，来看看你。我说白天看一天了，还看？她们又笑。
“包打听”黄老师也每天来，没什么话讲，站着翻翻书。他见我房间里坐满学生，就装出恍然大悟的样子，也不知悟到啥了。她们见势不妙，就站起来告辞，临走时借走《普希金诗集》。这是当时人们往来的伎俩。
学生们照来不误，天天报到。上下三集《红楼梦》，借了又还，还了再借。黄老师像巡逻兵一样，风雨无阻，来了就走。到温州领来诗歌获奖奖状，我也特意摆在桌角头，黄老师见了，欣喜若狂，奋笔疾书，投稿县广播站，三日后的中午，邻居们吃着晚饭，从屋角头广播里，听到我拿奖的消息。
小镇就一条街，大家无处可去，没有电视，八个样板戏电影，倒背如流。小镇时常停电，墨色天空望出去，一片宁静，只有我的小楼亮着煤油灯，照着几张老面孔。
这走马灯似的情景，直到我到温州工作，才告一段落。我没和他们告别，辞职离开家乡，校长气得跳脚：“功课都排好了，我临时到哪儿叫人。”只能说抱歉，我要寻找我的前途。
偶尔回家，也没遇到他们。我像进了离心机，把原来的生活痕迹，甩得一干二净。再过十几年，学生办同学会，找到我。蔡老师也来了，一起叙叙旧。学生们老练了许多，那些厮跟着的女生，也都已成家立业。我没见到小佟，学生过来敬酒时，就问，怎么没见小佟？老师你还不知道？她早就去世了，癌症。我大吃一惊，什么时候的事？她说，初中毕业后吧，治疗一年多，就去世了。
聚餐后，我离开酒店，想起年轻时的情景，浓郁的情绪，挥之不去，心口沉甸甸的，那一口酒就梗在心口了。人的生命那么顽强，又那么脆弱。我想起她们小时候，聚到我家，挤在房间里叠罗汉，笑声像银铃般飞扬。我抬头看天空，星星点点，小佟是否也如神话说的那样，化作星星飞上天了，我希望，她是最亮的那颗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