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言
晚稻收割接近尾声时，我的脑海中忽然浮现出当年生产队“吃肉饭”的场景。
吃一碗肉饭，在如今看来或许再平常不过，甚至算不得什么诱惑。然而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村家庭，却是极难得的事。一年之中，这样的机会或许只有一两次，且往往只有参加劳动的大人才有可能吃到，孩子们是鲜少有此口福的。
时光退回到那个年代。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之前，农村仍实行集体劳动制度。那时我家乡的农村不叫某某村，而称作某某大队。每个大队下辖若干生产队，依邻近原则组成，一般有二三十户人家，约四五十名劳动力。生产队推举劳力好、威信高、能力强的社员担任队长，有一定文化的则担任会计和出纳。大队根据各生产队的人口分配相应数量的田亩。我老家共有一千二百多亩农田，下设十个生产队，每个队一百多亩。老家地处天井垟，那时生产队几乎没有副业，全靠种植水稻等作物为生。二三十户人家全年的指望，都寄托在这一百多亩田上。
生产队按季节自主安排农事，社员们在队长带领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劳动采用工分制：年初，队里按劳力和农事熟练程度评定每位社员的底分，正劳力十个底分，较弱或新参加劳动的则只有八分、七分。记得我高中毕业后参加一年生产队劳动，底分便是八分。每次劳动，记分员将工分记入簿子。到年底，工分总数便是家庭分配粮食的依据。劳动力多的家庭，分粮就多。像我家当时只有爷爷和父亲两个劳力，兄弟五人尚且年幼，分粮上便吃了大亏，远不及别家。
每到“艰生”时节（指年初到早稻收割前那几个月），家里就断了粮，大人得去大南乡等山上农户家借番薯丝。借来的番薯丝，等到早稻收割后再用稻谷偿还。那时，番薯丝成了主食。煮饭时，主妇把米和番薯丝掺在一起，番薯丝往往占三分之二甚至更多。盛饭前，先用饭勺将米饭与番薯丝拌匀，再一勺勺舀进碗里。
那时家家户户“大阵”（指人多），生产力却还低下。粮食亩产不高，又无其他副业，农村生活普遍困顿，我家并非个例。即便劳力多、分粮多的家庭，也因人口多而粮食紧张，不少同样要靠番薯丝等杂粮度日。因此，那时能吃上一顿白米饭已是奢侈，更别说吃肉饭了。
肉饭，只有在早稻或晚稻收割完毕，生产队安排“圆工饭”时，大人才有机会吃到，孩子或能沾点光。至于为何只煮肉饭，想来原因有几层：生产队几乎没什么资金，稻谷是自种的，除了交公粮、分给社员，尚有点余留，因此米不必另买，只需买点肉便可。再者，煮肉饭做法简单。那时白米饭已是难得，肉更不常吃——通常得等到年底，杀了自家养了一年的猪，才能稍稍尝点肉味，而大部分猪肉还得卖掉，用来还债和过年。一年到头，社员家里多是番薯饭，白米饭加肉不仅能改善伙食，还能添些油水。这大概也算生产队在物质匮乏年代里，一项难得的集体“福利”了。
肉饭做法极简单：除了盐和葱花，再无其它佐料。把肥瘦相间的猪肉切成小块，与淘好的米一同倒入大铁镬里煮就行。农家镬灶火旺，烧的是稻秆或柴爿。灶火欢腾间，猪肉油脂渐渐逼出，浸润每一粒米，蒸腾出的热气里满是浓得化不开的肉香。铁镬煮饭本已够香，加了猪肉更是香得扑鼻。那香气早早飘出去，引来孩子们围着转，大人们也提前收工等着。孩子们等得口水直流，但能不能吃上还是未知——肉饭是犒劳辛苦干完一季“稻熟”（指割稻全过程）的大人们的。
临出锅时，撒一把盐翻炒，再撒上碧绿的葱花。那香气，是直往人心里钻的油润和咸香。大人们迫不及待围拢上去，你一勺我一碗，偌大一镬饭转眼便见了底。这一镬没了，再开第二镬。“圆工饭”真的就只有一镬饭，没有“肴配”，连桌子也不摆。大人们端着碗，站着吃，蹲着吃。边吃边聊，场面闹哄哄，堪比集市。看见自家孩子踮脚仰头，大人会省下几口，让他们也尝尝滋味。吃饱后，大人们舔舔嘴角，用粗糙的手抹去唇上的油光，带着满足的笑容散去。一顿肉饭，标志着一季劳动的结束，也预示下一季劳作的开始。
那个年代，农村条件有限，农民辛苦一季能吃上一碗肉饭已属不易，是当时难得的一项集体“福利”，不像如今“圆工酒”动辄几十上百桌、山珍海味俱全。煮肉饭通常安排在较宽敞的社员家中，且在各家轮流。记忆中，我家曾多次承办。肉饭在我家煮，我便有“近水楼台”之便，总能先分到一小碗，那时的肉饭油润香浓，真是人间至味。
自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生产队解散，“圆工饭”也随之消失，肉饭渐渐退出了历史。我常想，那铁镬里煮的，不只是猪肉和米，更是被长久压抑后终于释放的食欲，是一个时代特有的、混杂着苦涩与甘甜的味道。那油润香浓的滋味，早已超越食物本身，连同集体劳动的记忆，成为一个时代的注脚。
如今回望，何为幸福？其实幸福既简单又微小。有时，幸福仅仅就是一碗热腾腾的、油滋滋的肉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