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和平
清末科举制度虽已式微，但瑞安东区乡村士绅效仿“文成会”而成立的宾兴会，仍发挥着资助士子科举应试的核心功能。文成会是嘉庆九年（1804）成立的组织，其资金来源于士绅捐资及其利息收入，款项主要用于帮助文武童生支付科举考试的路费。宾兴款分为文宾兴款、武宾兴款两种。
光绪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1901—1902），围绕“武宾兴款”提用问题，瑞安东部南北乡士绅爆发理念与利益之争。此争端直接推动北乡海安士绅以提用宾兴款筹备新式学校，最终促成瑞安东部乡村第一所新式学校——双穗两等公学的诞生。这场跨越数月的博弈，不仅改写了地方教育格局，更成为近代浙南乡村从“守旧”向“开新”转型的典型个案。
宾兴款提用之争的过程
光绪二十七年夏历七月，清廷下诏“武科永停”，专为资助武举应试设立的“武宾兴款”丧失原有功能，资金用途转型成为必然议题。同年十一月廿五日，张棡与北乡海安士绅竺旦（字雅周）商议河乡聚星书院改学堂之事。鉴于经费不易筹措，他们提议将武宾兴款提拨部分用于购置书报，以开民智。竺雅周虽属北乡阵营，却率先认同新学理念，承诺协助联络北乡绅董，初步形成南北乡合作共识。该提议符合《兴学诏》的政策导向，同时也具备制度合理性。然而后续实践表明，地域利益差异与理念分歧，使这场看似顺理成章的改革陷入僵局。
翌年正月，争端正式爆发，矛盾从程序争议逐步转向实质对立。正月廿八日，张棡致函北乡士绅黄宝书，约其同赴城领宾兴。黄宝书回复称“北乡俱未通知，事近自专”，要求等待与北乡诸绅商议。张棡对此评曰“一派胡言，令人阅之气闷”，显示北乡以未提前通气为由，质疑南乡操作的自专性。次日，他试图弥补程序缺陷，命人送知单与北乡一带诸绅士，却收到北乡公函，明确表示“宾兴有关大局，不便骤提”。此时矛盾已从程序问题转向实质反对——北乡明确拒绝提用宾兴款。
之后，事态进一步升级。二月初一，张棡再遣人赴北乡约议，黄宝书复函列举四大反对理由：学堂未设，遂提款买书，多则无钱，少不縠用；瑞城学计馆有书，尔南乡离城十余里，尚嫌远不去，北乡一二都离聚星卅里焉能远来看书；朋友借书尚有争执，今书归众用，焉能皆和；宾兴有益寒儒，万不可提。这些理由背后，既有对新学的陌生与疑虑，也隐含北乡对南乡主导资源分配的警惕。张棡怒斥其“一派胡言，无非为阻挠提款之意，阅之令人发指”，甚至感叹“虽卢、扁复生，不能起死人而生肉骨也”，足见理念对立之尖锐。
面对僵局，南乡士绅寻求上层支持，晚清知名教育家黄绍箕与朴学大师孙诒让成为关键调解者。二月初六，张棡与潘云生赴城拜访黄绍箕，呈阅北乡阻挠书信。黄绍箕明确表态支持提款，认为“此事万不任其阻止，此时不亟举行，河乡恐无振兴之日”（注：河乡与东区的地理范围大致相同，即现塘下镇、东山街道、上望街道、莘塍街道、汀田街道、仙岩街道、丽岙街道、海城街道）。二月初九，黄绍箕致信南北乡士绅，撰写千余字长函，从理与势两方面论证提用宾兴款的必要性。信中直指“今日天下，凡学堂多者必强，少者必弱，无学堂者必亡”，痛斥“留宾兴款给应试之士子，平日荒无见闻，临场何从下笔”。同日，张棡与潘云生再访孙诒让，孙诒让亦致信黄惠卿（黄宝书）、竺雅周，以瑞安城区学堂“提宾兴五成”为实例，劝其“各泯畛域，成此美举”，意思是各自消除偏见，不分界限范围，成全此好事，并直言“文科亦必不出十年（废除），何必惜此区区”。
然而上层调解并未达预期效果。二月初十，张棡亲赴海安访竺雅周，后者态度骤变，“大有意见，且似怪予好事者”。（编者注：尽管竺雅周个人认同新学，但当触及到“北乡”整体的地域利益和话语权时，他最终选择了站在本乡阵营一边。）二月十二日，北乡送来“不允名片数十张”，明确拒绝提款。《林骏日记》记载当时“南北乡绅士，各立门户”，印证了南北乡士绅的分裂态势。
历经近三个月博弈，双方于四月初一在“分款办学”框架下达成妥协。《张棡日记》详细记录了当天在聚星书院的商议过程：“南北乡诸君均于上午先到，纷议买书办学堂之事，或南或北，莫衷一是。池君星潭谓诸君既嫌聚星太南，不若设藏书楼于仙岩陈文节公祠内，南乡诸君均各首肯。予甫至，已先有画押者，而海安钱兆奎、竺旦等仍有不愿之意。予谓诸君既嫌南太南、北太北，不如仍遵诸君之议三处分办何如？诸君均同声称善，议遂定。”此妥协方案虽未实现聚星书院改学堂的初始目标，但为各乡自主办学提供了资金基础。北乡海安士绅正是在此次分款后，逐步将提用的宾兴款用于筹备新式学校——双穗两等公学。
双穗两等公学的创办与沿革
关于双穗两等公学的创办信息，现存方志记载存在分歧。《民国瑞安县志稿》（下称“民志稿”）载：“双穗两等小学堂，在五都海安，光绪三十年竺旦等创设，旋以经费无着停办；宣统二年钱兆奎捐资恢复。原称双穗两等公学，旋改此名。”而《瑞安市志》和《瑞安市教育志》（下称“两志”）载：“双穗两等小学堂创办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创办人钱兆奎。”上述不同的记载，到底哪个更符合事实呢？
校名方面，民志稿关于“双穗两等公学”的记载，在民国三年十月初三的《张棡日记》也有类似表述。他写道：“至二点半钟乃偕馨山出外，进南门迤逦至双穗公学游观一切”。此时距该校更名时间已六年左右，张棡仍以“双穗公学”称之，可见民志稿对此记载属实。
创办时间与创办人方面，张棡在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廿二日记载：“薛君桐侯云：‘今日海安竺雅周声言，伊处已办高等学堂，则聚星欲改学堂，非办作中学不可’。予谓：‘河乡学堂照奏定章程，说聚星只改高等小学堂，无骤立中学之理，如海安所办之学，称两等小学可已，自拟高等，则大言不惭矣’。”由此可见，是年二月廿二日之前，海安已办有至少是“两等小学”的新式学校。1928年1月竺雅周去世后，其子委托乡绅戴炳骢撰写《竺君雅周哀啟》，其中载：“府君于光绪丙午年偕蒋丈仲华、钱丈俊民、挚庼两昆仲，设立双穗两等学校为之倡。”此记载明确该校创办时间为1906年，与《张棡日记》形成互证，并说明了创办人为竺雅周、蒋仲华、钱俊民、钱挚庼四人。而孙孟晋撰写的《孙籀公与清季温处地方教育》一文记载：“光绪卅二年（1906年）丙午二三月温处两属各县续增的小学，瑞安有双穗两等学堂。”这为该校创于1906年提供了进一步的佐证。同时，上述两文都提到了“该校成立时，孙诒让曾为手题‘学界闿新’四字匾额”之事，这说明孙诒让对瑞安东区乡村第一所新式学校创办的重视与鼓励，并期望其为瑞安教育带来新气象。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双穗两等公学实际创办于1906年2月1日—3月15日之间，后更名为双穗两等小学堂，创始人为竺雅周等四人，而钱兆奎为1910年的捐资续办者。
那么，该校办学的经费是哪里来的？第一笔资金，毫无疑问是提取的宾兴款；第二笔资金是海安地方士绅的募集款，这是当时办理公益事业非常流行且实用的募资方式。但这两部分资金有限，只能维持一段时间（笔者预估一年）的办学需要，所以有民志稿记载的“旋以经费无着停办”之语。大概过了三年，富裕的乡绅钱兆奎捐出大笔资金，使该校恢复办学，又利用自身与双穗场署的良好关系，争取了每月63.25银元的补助，为学校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经费支撑。
之后，该校于1912年按临时政府教育部《小学校令》易名双穗两等小学校，同年改为镇立双穗初高等小学校；1915年易名区立双穗国民学校；1922年易名区立双穗完全小学；1929年与场桥小学（前身为1906年9月创办的强桥初等小学堂）合并，更名区立第一小学；1931年场桥小学从中分离独办；1934年易名区立海安小学乃至现今的海安学校。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五都场桥于1940年代办有瑞安县私立双穗场盐工子弟小学，这是一所双穗场工会福利学校，与海安双穗两等公学及后续的海安小学是没有关联的。而其与场桥小学是合并还是并存关系，有待考证。
双穗两等公学的辐射效应与地方教育转型
张棡在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十二日的日记中曾感叹：“河乡地僻，风气未开，即办一初等小学，亦觉同志无人，孤掌难鸣。”然而，双穗两等公学的创办，打破了瑞安东部乡村“无新学”的局面，迅速成为区域办学模板，引发兴学热潮。短短半年内，瑞安东区相继有梅岗初等小学堂、强桥初等小学等多所新式学校开办，到宣统三年已创办新式学校15所。
双穗两等公学打破了传统士绅阶层对知识的垄断，承担起地方文化启蒙职责，并对贫困学生减免学费，使教育覆盖至下层民众子弟，培养出温州早期学生运动领袖蔡雄、东瓯一代名师游任逵、国际著名建筑纠偏专家曹时中等一批优秀人才，使瑞安东部乡村教育实现了从科举应试向经世致用的彻底转型，印证了兴学图强理念在基层社会的落地。
那么，“开风气之先”的竺雅周与“承续薪火”的钱兆奎又是怎样的人呢？
竺雅周（1855-1928），谱名庆铭，字位南，榜名旦，海安人。家为“中人产”，赖馆穀收入支撑，三十三岁补县学生。治学重“通晓大意”，不事寻章摘句。1912年当选瑞安县议会议员、浙江第一届省议会议员，牵头筹资建设东山陡门，推动农田水利发展；与许秬村等共十人结“乐全社”，筑“颐庐”为乡绅宴集之所。张棡在其去世后作挽联深切悼念。其姻亲晚辈、“洋状元”项骧更作骈文赞其“生平劝学通商，开地方风气之先”，精准概括了竺雅周一生最为人称道的贡献。
钱兆奎（1878-1943），谱名泰奎，字晓六，海安所乡绅，清优增贡生，是钱俊民、钱挚庼的堂侄，也是竺雅周的二女婿。他办有酱园和双穗邮局等产业，1910年捐资恢复双穗公学后长期担任校长，是蔡雄入读浙江省立十师的担保人，曾积极营救被捕入狱的蔡雄。其与戴炳骢先后患中风，1941年10月5日张棡作《近闻钱子晓六戴子守雅先后患偏枯风疾赋诗寄慰并乞郢和》；1943年他于端午节去世后，戴炳骢作联《挽钱晓六同学》曰：“少与齐名，老怜同病，前尘回溯感于绝于余心，曹子桓有言既痛逝者行自念也；上而大父，下至嗣君，回此论交叹后来之居上，张苍梧所谓我不如汝有佳儿焉。”挽联道尽了他们之间的深厚情谊与无尽惋惜。
塘下镇海安学校即将迎来创校120周年，在这个时间节点，回首这段始于争款、成于兴学的往事，别具意义。双穗公学不仅开启了一方文脉，更铭刻了竺雅周、钱兆奎等先贤在时代转折点上的抉择、远见与担当。这笔精神财富，与这所走过双甲子的学校一样，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