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海
在瑞安大沙堤历史文化街区，一座历经风雨的三层楼静静地诉说着往昔。它不仅是网红打卡点，更是瑞安现代金融业的重要发祥地。这一切，都与一个名字紧密相连——俞象川。今年，恰逢瑞安银行业诞生90周年，笔者回溯那段烽火岁月，重温父亲俞象川筚路蓝缕、创办瑞安地方银行的往事，既是对一段城市记忆的打捞，也是对一种敬业报国精神的致敬。
民族存亡催生瑞安现代金融业
俞象川名亚文，业界的人都叫他象川，亚文这名字反倒生疏了。
1911年，他出生在一个贫寒的读书人家，祖父俞黼唐是一位饱学的塾师，父亲是清朝最后一次科举考试的拔贡。他只读了一年初中，就辍学去永源钱庄当了一名学徒。这年，他才14岁。由于他聪明好学，诚实能干，深得老板何启奇的赏识，三年学徒期满，被提拔为钱庄掌柜。次年，又被以生产莘塍五香干闻名遐迩的丰和酱园老板徐远山看中，被聘为兼职会计。
飞云江畔的瑞安，地处海滨，气候温和，物产丰富，工商业比较发达，历来是泰顺、平阳、文成三县物资的集散转运口岸，加上其时瑞沪海轮的通航，金融业应运而生。据父亲回忆，民国建立以后，瑞安开始有小规模的私人钱庄出现，至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后期，工商界中一些有信誉的商家先后开办了益泰、同一、瑞康、永元、联康、联益等多家中等规模的钱庄，瑞安初步形成了金融市场，现代金融业处于萌芽状态。浙江省地方银行在策划建成全省金融网时，决定把瑞安列为首批发展的对象，为此委托温州支行尽速物色瑞安方面的合适人选，经过多方考察，最终确定了我的父亲。
1935年的仲春时节，年仅25岁的俞象川胸抱救国大志，怀揣写就的《瑞安经济生产调查》一文，随同省行温州支行经理李惠衡来到从未去过的省城杭州，谒见浙江省地方银行总经理徐恩培。双方经过多次交谈，省行对这位青年才俊印象甚佳。十多天后，他受命而归，开始了紧张而繁忙的省行瑞安办事处的筹建工作。
半年后，浙江省地方银行瑞安办事处正式挂牌成立，行址设在小沙巷口，自此，瑞安首个国营银行企业在抗战的炮声中呱呱坠地，时人简称“瑞安地方银行”，我父亲被正式任命为办事处主任。
父亲在他的遗笔《瑞安金融业创建及沿革概述》一文中写道：
“瑞安浙江地方银行于1935年10月成立后，就本县而言，确系新型金融企业，各界颇寄厚望，其经营业务主要是存放款、汇兑等，属工商银行性质。旋即接收县金库业务（即县财政赋税的收支出纳）。”
办事处初创时，工作人员仅5人，除父亲和县金库主任汪周之外，会计金宪荣和出纳周玉书两人同时兼任柜台业务，又雇用大沙堤人金阿普为行警，企业初具雏形。
面临日寇铁蹄的两次艰难撤退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父亲那年27岁。在这场民族的大浩劫中，在家与国、公与私的大是大非面前，他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交出了一张令人满意的答卷，显示出异乎常人的镇定与勇敢。
1941年，瑞安“四一九”事变沦陷的前数天，父亲一直在银行里率领下属做应变的准备工作，包括遣散多余人员，组织撤退队伍，把历年文档资料打包运往松阳、泰顺等地的仓库，又将撤退时必须带走的重要物品整理装箱，事先雇好挑夫，忙得顾不上回家。直到4月18日晚上10时左右，他才回到范大桥的家里看望自己的父母和妻儿，并交待了一些有关问题，随即返回银行，静候局势的变化。
次日凌晨2时许，当他得知日舰已进入飞云江口的消息后，立即率领银行的撤退队伍，以最快的速度，沿着大沙堤向北撤离出城，安全地转移到北门外山上。
这时，瑞安城里早已乱成一片，凄厉的警报声响彻夜空，大街小巷挤满了逃难的人群，他们携儿带女，哭爹喊娘，相互冲撞，北濠河上的几座小桥被人们挤得摇摇欲坠。我们一家人包括祖父母、母亲、大哥和我，很快在混乱不堪的逃难人群中被挤散了，彼此不知下落。
天亮了，父亲将银行队伍暂作安顿，转身返回寻找自己的家人，终于在约定的牛伏岭山脚找到了他们，但唯独不见我和驮我的老仆人。这时的他已经无法顾及寻找我了，赶紧带着家人去和银行队伍会合，以便尽速启程西撤。
为了不影响银行队伍的撤退，也为了安全起见，父亲决定将银行队伍和家人分成两拨，并指定了落脚的地点。据大哥俞雄回忆：在这天撤退的路上，银行这支队伍遇到了某地的国民党驻军。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有枪便是草头王”，他们乘机向父亲勒索军饷，这时的父亲因为连续操劳，身体发烧，头上盖着毛巾，躺在一张椅子上，四周团团围着带枪的士兵。父亲坚持原则，软拖硬拒，始终没有答应他们的无理要求，终于完好保住了银行的财产，但自己随身携带的一只装有少量现钞的皮包却被兵痞们抢走了。
在往西撤退的路上，听说陶山方向已经出现日本兵，他意识到自己带的这支银行队伍必须尽快脱离日军的包围，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当机立断，改变从陶山过江的既定路线，决定提前在潘岱渡江到仙降，再经马屿、平阳坑去文成的百丈口。当晚，银行撤退队伍和我们都来到潘岱廿四都这个小地方，歇脚过夜。我们一家人寄宿在亲戚碎公家里，父亲秘密安顿好银行队伍后，也只身来到碎公家和我们见面。
当晚，发生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深夜时分，一阵粗暴的砸门声惊醒了熟睡中的我，和衣而卧的父亲警觉地翻身而起，迅速带领我们母子仨躲进了屋后牛栏间的稻草堆中，同时紧捂我的口，不让出一点声响。在黑暗中我们只听得前屋有许多人在走动，拍桌声，责骂声，哀求声，吵了好一阵子，才慢慢平静下来。后来，我们才知道来的是一群脸上涂墨、手持凶器的不速之客，是专门来找我父亲要钱的。幸亏我们藏得严实，没有被发现，加上碎公一家的多方劝解和破费，终于逃过了这一劫。
次日凌晨，一夜未曾合眼的父亲，头脑依然清晰，他决定兵分两路，留下祖父母等在碎公家里暂住，自己带领银行队伍和我们娘儿仨立即雇船渡江。为了不影响队伍的行进速度，特地找了两只大箩筐，把我们兄弟俩一人一筐装了，让挑夫挑了跟在队伍后头。
战乱中的童年，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什么叫做“颠沛流离”的滋味。
父亲晚年病重时，曾应我的请求，留下以下文字，记录了上述经历：
“1941年4月18日午夜，瑞安城首次被日寇侵陷。我率行内人员分批装运现钞、帐册、枪支、文件等，急速运出北门外山上，观望情况。这件事不但有被包围失陷的危险，还有民族气节问题，于是决定连夜退离包围圈，走陶山出去。不料陶山方面也有日兵出现，只有渡江，经过马屿、平阳坑、高楼，直上百丈口。在那里留听消息一星期，待闻日寇已退出，方安全返回瑞安。”
抗日战争期间，瑞安城先后多次受到日机的侵扰和狂轰滥炸，大沙巷是重灾区，父亲以身作则，坚守岗位，始终未离开银行一步。1942年第二次沦陷时，父亲再次率领银行队伍，长途跋涉，撤退至平阳县水头镇，保护了银行资产安全无恙。
筚路蓝缕艰苦创业，服务民生服务抗战
办事处开始营业时，没有固定的资金，全靠以收抵支，透支部分报省行温州支行拨款弥补。在资金奇缺的情况下，他积极联络各界人士，多方拓宽经营渠道。
次年，办事处根据农民需要，增设了“青苗贷款”和“农产品封仓保管放款”两项业务，受到农民的欢迎。不久后，由于业务发展需要，又在塘下、海安、仙降、林垟和陶山等五地，分别建立农贷网点，聘请当地有名望的士绅主持其事。此前，父亲写有一篇《瑞安农村经济调查》的报告，内容涉及瑞安江南、陶山一带的甘蔗种植，马屿的奶牛饲养，湖岭的手工造纸、榨油等，可见他对拓宽银行业务有过深入思考，事先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办事处成立后，业务蒸蒸日上，原有营业场地已远远无法适应，父亲以他精明的商人目光，看中大沙巷口一排被大火烧毁的临街房屋，便主动与其中一位名叫胡颖麟的房东联系，建议他以每间月租金30银元的价格出租给办事处，由办事处出资拆建使用，以租抵典，各获其利。在拆建过程中，父亲还精心设计了一个钢筋混凝土库房，并向有名的瑞安毓蒙铁工厂订做库房铁门。
这座建筑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西合璧式楼房，一直使用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成为瑞安中国人民银行诞生之地，成为瑞安历史发展的见证者，也成为现今瑞安大沙堤历史文化街区的网红打卡点。
据《民国瑞安县志》记载：1935年，省地方银行瑞安办事处吸收社会存款总数计国币1596万元；贷款总数达国币2286万元；柜台营业额达7774万元。到了1941年，以上三项指标分别上升到6530万元、8834万元和31073万元，六年时间里增长了4倍以上。
由于瑞安办事处各项工作卓有成效，省行决定从1941年起，将经营业务陷入困境的瑞安县合作金库并入瑞安办事处，由父亲兼任县合作金库理事会主席、县合作农贷理事会主席。是年，瑞安县商会成立，父亲当选为第一届理事，跻身本县工商界知名人士之列。
抗战期间，由于战争影响，市场萎缩，经济萧条，但瑞安办事处的业务却始终保持持续增长的势头，这和我父亲的领导有方不无关系。几年来，办事处不但新建了营业大楼，还增添了会客室、厨房和食堂，甚至还安排了几间职工宿舍，行员也一度达到31人之多。为了银行今后的发展，父亲还通过招收学徒的办法，亲自帮带、培养了鲍瑞林、董椿、蔡文松、陈大任等青年职员。新中国成立后，他们都成为瑞安首批出色的财会人员，为国家的建设事业做出有益贡献。
多年后，我在研究父亲的事迹时，曾在瑞安档案馆里找到一本民国三十二年（1943）的《瑞安办事处移交清册》，这是他任职的有力证据。清册的图记部分还显示，父亲当时还有一个外人所不知的重要职务：浙江地方银行瑞安信托处主任。这个信托处隶属于中央信托局，是中央银行的直属金融机构，负责各种战时资源的安全和畅通运行，在保护沦陷区机关、学校、工厂的撤退，以及安定后方生产等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
1942年，由于瑞安办事处业绩突出，省行正在酝酿将其升级为支行。这时，发生了一件不该发生的意外之事。
父亲晚年在病榻上为我讲述这件从未给别人讲过的经历时，令我为之愤怒不平，扼腕叹息不已！
他说：“有一天，办事处接到温州分行传达省行的密电，告知中央银行发行的七板券钞票立即收缴上交，而且必须在当天营业时间里收兑完毕，不许延期使用。消息公示后，前来银行兑换七板券钞票的群众很多，柜台前拥挤不堪。我看这么多的人，营业时间肯定不够，就电告温行领导，要求延长营业时间，但始终不被允许。最后，我不忍群众手中的钞票过期作废，就自作主张，将营业时间拖长了几个小时，直到来兑换钞票的群众走完为止。事后，有人密告上头，为此，我受到上司的严厉训斥。不久，就被省行点调为海门办事处主任，其实是明调暗贬。”
又说：“我在瑞安银行任职八年，感情很深，离开时不无留恋之意。”
1943年秋天，父亲认真负责地办好瑞安办事处的移交工作后，便回到我们借住的海安蒋家休息。那年我八岁，在场桥盐工子弟学校念书，这是我童年时代和父亲相处日子最长的一次。父亲疲惫的身心在母亲的细心照料下，很快得到恢复，他会讲故事，唱京戏，唱得最多的是《四郎探母》里的那句“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飞……”，他还教我唱抗日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拂开岁月尘埃，还原历史面目，谨以此文献给瑞安银行业诞生90周年和为此鞠躬尽瘁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