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走前来吊唁的亲友，我收拾好棚架下的杂物，简单洗漱后，走到冰棺前静静地看着母亲的遗容。深深鞠了三个躬，转身躺在离她四五米远的房间里——这是我三十多年来第一次回老屋睡觉，也是最后一次陪睡在母亲身边。只是这一次，母亲永远睡着了。
几天前的凌晨三点十分，九十五岁的母亲安详离去。我总觉得像在做梦，事实却冰冷地提醒着，真的失去了那个可亲、可敬的人了。我和二哥两对夫妻为母亲穿寿衣时，我说：“妈妈，您为我们子孙穿了无数次衣服，辛苦了一辈子，现在我们为您最后穿一次衣服，您安心地睡吧！”刚说了这一句，便哽咽地再也说不下去，眼泪不住地往下淌。
平时每天要睡七八个小时的我，这几天明明累得骨头都散了架，却夜夜睁眼到天明，在这样的不眠之夜里，关于母亲的回忆像潮水般涌来。
母亲是用自己的一生给我们当靠山的人。她生养了五个儿子，如今大哥七十五岁，最小的五弟也六十一岁了。我们五兄弟能平安健康地成长，不知耗了她多少心血。当年家里穷，全靠父亲每月十八元工资撑着，她却硬是凭着一双勤劳的手，把五个儿子拉扯成人。孩子多了，头疼发热是常事，每次我们生病，她总守在床边彻夜不眠，直到听见我们喊饿，才松一口气。母亲曾说，直到1963年8月我出生后，家里的日子才慢慢有了点盼头，可苦日子哪有那么容易熬啊！
我额头上的伤疤，盛满了母亲的爱与担忧。母亲说，那年，幼小的我睡着了，她和父亲去屋外干活了，邻居四岁的堂姐想抱我下床，没抱稳，我一头撞在床杠上，额头顿时涌出鲜血。爸妈疯了似地抱着我往马屿医院跑，可当年医疗条件差，只能做一下简单包扎。接下来的三天三夜，我的头肿得像个小斗，眼睛都睁不开了，趴在母亲怀里哭个不停。她就那么抱着我，父亲在一旁急得直打转，两人轮换哄着，几乎没合过眼。第四天去换药，医生刚解开绷带，伤口突然喷出血来，连医生都慌了神，父母的脸瞬间白了。后来那伤口裹了七天七夜，额头两侧的肌肉发炎、溃烂，是母亲一勺勺喂水、一遍遍擦身，帮我从鬼门关抢回一条命。
邻居叔叔昨天还念叨，大哥小时候患痰厥病，每次发作都吓得人魂飞魄散。那时父亲在外工作，全靠母亲半夜里喊邻居帮忙，深一脚浅一脚地送医院。
197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开始。三哥刚入伍一个多月就随部队进入一级战备，他颤抖着手写好遗书交给部队，随即开赴前线。母亲白天打听前线消息，夜里就坐在床上对着煤油灯发呆，嘴里一遍遍念着“平安回来”。直到听到三哥安全归队的消息，她紧绷了一个多月的神经才放松下来，那晚是她那段时间睡得最沉的一觉。
今晚，我们夫妻守在母亲身边。深夜，我起来两次查看，好像这样就能确定她还在。看着母亲安详的脸庞，心中满是感激与不舍，每一秒都如此珍贵。
妈，这是儿子最后一次陪伴在您身边了。往后，我会带着对您的感恩之心好好地生活。只是这世上再也没人等我回家喊一声“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