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良爽/文 张再益/摄
翻阅《钱基博年谱》，看到1942年一则记载：“夏，侄钟仪（钱基厚四子）在浙江平阳县孙山不幸被捕，坚贞不屈，同年7月13日在瑞安被国民党枪杀。”这让笔者记起，前年在搜集整理集云山史料时，曾留意到一位在集云山龙星村惨遭国民党杀害的英烈——钱钟仪。当时下载了其照片，在照片下面备注：“钱钟仪（1920—1942），又名钱行，江苏无锡人。”
名门之后 弃文从戎
钱钟仪与《钱基博年谱》中记载的“侄钟仪”，是同一人吗？带着这份疑问，笔者查阅史料，确定钱钟仪就是钱基博的侄子、钱钟书的堂弟。
钱钟仪(1920—1942)，又名钱行，曾化名汪为明、陆前行等，江苏无锡人。出身于七尺场钱氏家族，为无锡著名爱国工商民主人士钱孙卿的第四子。钱孙卿（1887—1975），名基厚，别号孙庵老人，是一代国学大师钱基博的孪生兄弟。钱基博就是《围城》作者钱钟书的父亲。钱孙卿育有九子二女，钱钟仪在家中排行第五。
钱基博赞誉：“在弟基厚的诸子中，钟仪最为颖慧。”（《钱基博年谱》）。钱钟仪天赋异禀，学习勤勉刻苦，小学、中学阶段凭借优异成绩屡屡跳级。1935年，他以出色表现毕业于无锡辅仁中学，同年考入上海同济大学，先于德语速成班进修一年。在校期间，他系统研读鲁迅著作，参与抗日救亡集会，逐步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1935年，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国各阶级、各党派、各军队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2月9日，在党的领导下，北平几千名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示威游行，揭开了伟大的“一二·九”运动的序幕。同济大学和上海不少大中学校的学生积极响应，钱钟仪在全班同学中年龄最小，在周围进步同学的影响下，他开始参加抗日救亡斗争。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同济大学被迫内迁。钱钟仪随校转移至浙江金华，加入到抗日宣传队，深入农村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当学校继续西迁江西时，他与同学杨德和等人计划转赴延安，投身革命。他们主动与校友汪海粟(中共党员)联系，请他写信给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让办事处帮忙介绍他们去陕北延安。后因多人患病，未能及时出发。后来，汪海粟来信说，浙江省委要开辟新区，急需用人。这样，钱钟仪等数人就留在浙江。
辗转浙南 播撒火种
在党组织的安排下，钱钟仪和其他同学陆续集中到丽水县等待工作安排。不久后，他便和浙江大学女生费恺等被分配到离遂昌县城几十里的大柘区开展工作。在乡村，他们一起举办农民夜校，组织歌咏队，出墙报，走访农户家庭，开展减租减息宣传等活动，播撒红色种子，培养农民中的积极分子，不断壮大党的组织。
1938年2月，钱钟仪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自此踏上了革命的道路。1938年9月，费恺经钱钟仪介绍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于年龄和经历相仿，理想和信念一致，不久，两人便结成了伉俪。
1938年底，抗日战争步入战略相持阶段，遂昌的国民党反动派蓄意制造摩擦，钱钟仪等人无奈被迫离开遂昌，前往丽水县工作。抵达丽水后，夫妇俩以丽水县政工队队员的公开身份，全身心投入当地抗日救亡的宣传与组织工作。在党内，钱钟仪和费恺都是中共丽水县委委员，肩负起县委宣传工作的重任，钱钟仪同时兼任丽水县西区（大港头、碧湖）区委书记。1940年春夏间，他们离开政工队，转入地下，专门从事秘密活动。
1941年1月，国民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革命斗争的环境更加险恶。根据党组织的指示，钱钟仪从丽水中心县委调往青田，负责青田县党的领导工作。钱钟仪化名汪为明，隐蔽在青田的一个高山上——万山村里，以小学教员的身份做掩护，而费恺则转移到相距十余里的峰山村当小学教师。为了减轻学生的经济负担，钱钟仪自己动手编写和刻印教材。当时的万山村党支部是青田地下党组织的核心支部，领导着峰山、横墙等多个支部。钱钟仪白天教书，晚上和星期天则轮流到其他几处了解情况、研究工作。虽然外出时有当地党员陪同，但因多为夜间行路，且路面洼地和石头较多，眼睛近视的钱钟仪常常因看不清而摔跤。完成任务后，他又连夜返回万山村，第二天照常为学生上课。在万山工作期间，他与当地群众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同年6月，省委曾决定调钱钟仪任仙居县委书记，后因省委要在浙南办干部训练班，改调钱钟仪到浙南省委干部训练班授训。但因当时形势紧张，干训班未能办成，组织将他暂留在浙南特委。7月、8月间，浙南特委转移，又将他暂留在平阳县委机关，负责干部教育工作。钱钟仪奉命调往平阳时，由于行程仓促，来不及与费恺当面道别，只能托人捎给费恺一张用外语书写的纸条。谁能料到，这竟成了他留给费恺的遗物。不久后，费恺诞下一女，但因要前往新四军军部工作，无奈将孩子托付给当地人家抚养。后来孩子不幸夭折。
费恺（1918—1987），上海松江人，经过革命淬炼，后成长为党的优秀新闻工作者。
英勇就义 血洒瑞安
在平阳期间，钱钟仪自编教材，化名“陆前行”，翻山越岭培训基层干部，教育和鼓舞了大批同志。皖南事变后，1941年冬，浙南国民党当局加紧大肆“清乡”，中共平阳县委的机关人员被迫分散到各基层乡村，钱钟仪转移到了与平阳接壤的瑞安山区里。1942年3月，钱钟仪在瑞安县高楼区孙山村的坑底山上被“清乡队”抓捕，并先后被关押在高楼区石龙乡公所和瑞安监狱。
在狱中，钱钟仪毫不畏惧，向周围人员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教唱《国际歌》，鼓舞着狱友们的斗志。他在审讯中遭到严刑拷打，腿部被打得无法走路，审讯后不得不由狱警拖回牢房，但钱钟仪始终坚定沉着，绝不屈服。
当国民党地方当局获悉钱钟仪是共产党的干部后，瑞安县长吕律亲自提审。吕律问道：“你不知道共产党的行动是破坏抗战吗？”钱钟仪严斥道：“共产党致力抗日救国，抵御外侮，拯救民族，何来破坏？你们枪口对内，屠杀共产党人，迫害爱国志士和爱国民众，破坏国共合作，破坏共同抗日，你们才是真正破坏抗战！平型关战役，是谁在浴血抗战，不是很清楚吗？！”吕律理屈词穷，便改变口气说：“你如能放弃共产党立场，改过自新，就让你当我的县府秘书。”钱钟仪断然拒绝道：“我们共产党人决不会屈膝投降。今日被杀，虽死犹生，杀我一人，后继者何止千万。而你们这帮社鼠城狐，必将覆灭。” 吕律见无计可施，只得狼狈收场。
1942年夏，浙南局势因日军频繁袭扰而陷入混乱。县长吕律以“防共应变”之名，将钱钟仪押至集云山，枪杀于横山乡（现锦湖街道）龙星村龙潭山。就义之时，钱钟仪高呼革命口号，从容赴死。
当噩耗传至无锡，钱基厚夫妇悲痛万分，肝肠寸断。钱基博感慨道：“其尊闻行知，求仁得仁，其然岂其然乎？”直至1943年，钱钟仪的妻子费恺才听闻丈夫英勇就义的消息。
埋骨西山 丰碑永立
机缘巧合，近日笔者遇到当年掩埋烈士遗体的百姓后人。
蔡金龙今年64岁，在瑞安市职业中等专业教育集团学校担任校工，据他介绍，父亲蔡岩柳1938年参加地下工作，母亲也是地下交通员，父母在世时，经常向子女讲述往事。1942年，钱钟仪被国民党当局押送至集云山后，先在大圣殿（后岗底）关押了两天，后于7月13日将其枪杀于龙潭山一个山坳里。待国民党一伙人下山后，蔡岩柳与王光姆等人冒着生命危险，偷偷将钱钟仪的尸体掩埋在附近的番薯园里。
新中国成立后，无锡、温州、瑞安三地民政部门派人前往集云山寻找钱钟仪烈士的安葬之处，在蔡岩柳等人的协助下，找到了那座土坟及烈士遗骸。当时，钱钟仪烈士家属执意拿出一笔钱表示感谢，却被蔡岩柳等人婉言谢绝。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许多像蔡岩柳一样的老党员、老交通员、老游击队员为国家和人民做出了巨大贡献。20世纪80年代后，蔡金龙的父母以“三老”人员身份，享受国家给予的优待政策。
1983年9月，浙江省民政厅发文追认钱钟仪为革命烈士。随后，钱钟仪烈士遗骸被移葬至瑞安烈士陵园。钱钟仪烈士英年早逝，但其短暂的一生却如同一座巍峨的丰碑，永远屹立在人们心间。
清明节将至，特撰写此文，希望瑞安人民到西山烈士陵园追思时，勿忘这位来自无锡的青年才俊，以及他的英勇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