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博君
禾子首先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出版过《禾子诗选》《长短之诗》等多部诗集，笔下的诗句清朗深沉，意蕴绵长；同时，他又是一位笔触灵动的散文作家，所著的《窥月斋笔记》《人间三记》《借个院子过生活》等散文集，无不洋溢着真挚动人的情感，和对生活的敏锐洞察。而在丙午之春，他又推出了一部风格迥异的新著，这部名为《我们的管乐团》的长篇纪实文学，让我们进一步感受到了禾子对多变文风与体裁的驾轻就熟。
《我们的管乐团》讲述的是浙江杭州临安青山湖畔的一群普通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告别了土地之后，历尽各种生活磨难，在一位名叫冯益民的基层文化干部带领下，组建起一支活跃于乡间地头的农民管乐团，走出一条与众不同的精神共富之路的精彩故事。这个题材不仅新颖独特，而且极具现实意义。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当下，越来越多的农民因拆迁而一夜暴富。面对时代的巨变，如何引导失土农民完成身份的转换，在物质富足的同时更好地去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这是一个牵动各级政府、涉及亿万百姓的现实课题。禾子笔下这支诞生于青山湖畔的农民管乐团，用16载的坚守为我们呈上了一份动人的答卷。
在2026年的全国两会上，“新大众文艺”成为一大热词。何谓新大众文艺？就是人民大众更普遍、更广泛地参与其中的各种文艺创作活动，其核心是从“为大众创作”转变为“大众自己创作”。青山管乐团的成员全部来自当地农民，他们为自己演奏，也为身边的父老乡亲演奏。他们坚守音乐梦想的故事，不仅是新时代失土农民追求精神富足的生动案例，更是新大众文艺的鲜活样本。
那么，擅长诗歌与散文的禾子，究竟会用怎样的笔触，来谱写这曲从田野间升腾起来的动人乐章呢？说实话，假如禾子一如既往地用他那充满诗意、富于意象的文字来描摹这群农民乐手的故事，也许反倒会让人感觉不太接地气。欣喜的是，禾子对此显然是有清醒认识的。翻开这本《我们的管乐团》细细品读，你会发现这一次的禾子，并没有以作家的身份站到台前，来为读者讲述一个“别人”的故事；而是化身为幕后客观的记述者，将24位青山管乐团的乐手们推到台前，让用他们散发着泥土气息的语言，来讲述“自己”的故事。这种返璞归真的创作手法，在气质上与这个农民管乐团的新大众文艺故事特别贴合。
没有惊天动地的内容，也没有煽情催泪的情节，禾子借着管乐团成员们朴实而真挚的讲述，将发生在这支农民管乐团中的点点滴滴娓娓道出，仿佛涓涓溪流淌入读者心田，一次次地叩击着我们的心灵：小号手张野在寒冷的雨夜坚持骑车近一小时，为的只是赶去参加一次再普通不过的排练；长笛手蒋丽萍在家练习曲子，爸爸看似不在意地走进走出，其实却一直在仔细聆听；长号手沈小英酒后吐真言，感谢管乐团让她后半生的灵魂有了安放之处……这些如拉家常一般平实的口述，却似乎有一种特殊的魔力，让我们时而动容、时而感慨，时而会心发笑，时而陷入沉思。
是啊，这样一支从田间地头野蛮生长起来的农民管乐团，能够坚持16年并且不断壮大，这种根植在广袤土地上的新大众文艺，其生命力之顽强着实令人惊叹。而在乐团创始人冯益民的讲述中，我们似乎找到了新大众文艺的成长之源：当年人们的月薪还只有四五十元时，镇党委书记便慨然同意购买一台价值480元的手风琴，为开展文艺活动作伴奏；管乐团成立之时，街道主任亲自给冯益民授指挥棒，给学员代表颁发乐器；各级宣传和文化部门的领导，也都乐做幕后推手，热忱、主动地帮助这支农民乐团对接各种资源；杭州爱乐乐团、音乐家协会的专家老师更是认真结对，不遗余力地帮助这些农民乐手提高演奏水平……新大众文艺的茁壮成长，离不开群众的根基，也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关心与呵护。
乍看这部《我们的管乐团》，不仅文笔极其朴实，文本结构似乎也极为简洁，除了“引子”和“后记”，便是36篇青山管乐团成员的讲述。但细读这36个片段，就会发现其中有13篇是青山文化站站长冯益民的口述，其余23篇才是其他乐团成员的讲述。这样的谋篇布局，是颇具巧思的。一支管乐团往往是由多种乐器组成的，比如在青山管乐团中，既有小号、中号、长号、圆号，又有长笛、黑管、萨克斯、打击乐，每种乐器单独演奏时，可能会悠扬动听、引人入胜，但所有乐器各行其是一起演奏，必然就会嘈杂无序了。这时就需要有一位乐队指挥，来让各种乐器有序出场、协同发力，从而演奏出美妙动听的交响乐。在《我们的管乐团》中，冯益民的讲述无疑担负起了这样的角色。当某一声部的2-3位乐手讲述完之后，就会穿插一段他的讲述，如此反复出现、贯穿全文，就仿佛乐团中的指挥，起到了凝聚团队、定向导航的作用。这种独具匠心的编排，使整部作品仿佛一曲雄壮饱满的交响乐，将青山管乐团的整个发展历程展现得既清晰又生动。
因此，无论从内容、文笔还是结构上看，禾子的新作《我们的管乐团》都堪称是一部可圈可点的纪实佳作。这部作品就像一曲曼妙而又荡气回肠的交响乐，自青山湖的秀水间袅袅传来，为我们奏响了这个时代最生动、最鲜活、最富有生命力的音符。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杭州西湖区作协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