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时于北宋政和二年赴萧山为官，在此做官两年间，为萧山创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他是“二程”理学思想的重要传承人，更是一个将理学践行于治国平天下政治理想的实践者和传播者。杨时所承理学思想，就像古树的根脉舒展四散、无尽绵延，贯穿他的一生，泽被了世世代代。
杨时像取自明吕维祺编《圣贤像赞》（崇祯刻本）
■文/图 沅哲 恩杰
“富民”政略的践行者
薄纸沙沙，一缕料峭的寒风吹开轩窗，古琴声声，穿透雪夜的孤寂。一袭白衣的杨时孤枕难眠，立于夜幕之中。
又是一场暴风雪，这场雪像极了他当年站立在恩师门前的那场大雪。只是，一心扑在筑湖疏浚上的杨时已不再年轻。此时，现实又一次将他逼入两难的境地，视民如伤的杨时再次选择了人民。
事情要从九百多年前一个春天说起。公元1112年4月，60岁的杨时来了。
在那之前，萧山由于四围江海，连连遭受旱涝。因为水利设施的匮乏，湘湖所在之处的农田灌溉困难，频频受灾，老百姓怨声载道。是否存在一个一劳永逸的良方，能让百姓免受灾害？杨时的到来，给这座小县城带来了希望。然而，一个个现实问题先后摆在了眼前。若筑湖，就会有人失去良田，甚至有百姓流离失所。那么，迁出的村民如何安置？让出的土地如何补偿？权贵势力的矛盾怎么化解？虽说筑湖的阻力也不小，但杨时都一一克服。
末流之竭当穷其源，枝叶之枯必在根本。杨时很快意识到问题所在，他之所以筑湖成功，在于他解决了前几任县令都没能破解的关键性难题。
杨时刚上任没几天，就走访乡间，体察民情，倾听民声。连续十多天，起早摸黑，四处走访乡邻，他一会儿乘船巡江，一会儿登上石岩山，立于山巅，看着满目疮痍的景象，杨时对百姓迭遭旱涝之苦深感同情与焦心。
看着一片干涸的洼地，和一条蜿蜒如堤的山势，杨时心头突然涌上一阵思绪，他心想“若还鱼米之乡，还需把民心聚牢。”而这“民心”二字，恰恰体现着“二程”理学中“民为国本”的思想。《周易程氏传》中说，“上者，谓人君与居上人者，观剥之象而厚固其下，以安其居地。下者，上之本，未有其本固而能剥者也。故上之剥必自下，下剥则上危矣。为人上者，知理之如是，则安养人民，以厚其本，乃所以安其居也。”在这次推动湘湖修筑的过程中，杨时正是秉持一份仁义之心，铭记恩师教诲，才把难题破解，成为“二程”理学思想中富民战略的实践者。
方从礼熟谙水利，是筑湖技术的一把好手。怀揣图纸的他一面雄心满满，一面郁郁寡欢，工作得不到开展，原因却是和前几位一样忽略了一个“人”字。
不过，有了方从礼的技术支持，杨时的心里也有了一本明白账。淹田三万亩，灌溉惠及九乡，被淹的田养鱼虾补偿田户的损失，失了良田的税赋由受益农田均摊，受益乡将损失良田按数补偿给失田之人，补偿田在哪百姓的家就安在哪。一项“均包湖米”制，保证了湘湖周边田湖所有人的利益。
一年多的时间，湘湖完成了修筑。杨时调离萧山后，百姓感恩戴德，将他的画像挂在家中瞻拜，后人也不断为其立祠祭祀。
“二程”理学思想的传道者
29岁拜师学成辞别时，恩师程颢一句“吾道南矣”成为杨时毕生的追求，也成了如今道南书院的来源。
北宋时期，“二程”洛学门下弟子众多，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学体系。在程门四大高足中，唯有杨时对“二程”理学至笃至诚，学有专精，能够扛得起传播理学思想的重担，因此成为了“二程”理学真谛的唯一传人。然而，北宋神宗、哲宗皇帝年间，因为程颢、程颐牵连洛蜀党争，相继被罢官和流放涪陵，洛学也因此两次遭朝廷禁止，其中第二次学禁长达22年之久，一些学者谈“洛”色变。
大观元年（1107年）程颢病逝，为了继续学习，40岁的杨时与游酢一起拜师程颐。时值隆冬，尽管瑞雪菲菲，天寒地冻，也挡不住二人求学的热忱。幸好，有了这段“程门立雪”的故事，杨时得以抢救师说。后来，当“二程”的遗著散失，洛学面临失传的境地。为了使老师的遗著能够传世，杨时主动挑起收集和整理“二程”遗著的重担。杨时经过多年努力，先后整理出《伊川易传》《明道先生文集》《伊川先生文集》《“二程”经说》《河南程氏粹言》等书稿，使“二程”洛学得以传世，使其门下弟子所传理学为“程氏正宗”。
他一边做官实践理想，一边著书讲学，在动荡不安的历史局势下依然坚持，最终促成了儒学复兴，成就了理学，对我国古代的思辨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关注现实生活的讲学，深受求学者推崇，掀起浓厚的崇学尚学之风。
特别是，自从杨时萧山为官后，学风日益兴盛。彼时，杨时尤其重视授徒讲学。据说，当罗从彦得知杨时在萧山讲学传道，不远千里从家乡延平徒步来到萧山拜师。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和学习，罗从彦的品性、资质得到杨时的高度认可，被认为是“惟从彦可与言道”。当时仰慕、拜杨时为师的人多达千余人，罗从彦有幸成为了杨时的第一传人，同时也是继杨时之后道南学派的第二传人，他是仅有的为回答时代之问而向杨时求学问道的弟子。
罗从彦之后，深受儒学思想影响的李侗拜罗为师。李侗入道潜修，以静养心，拓展了“理一分殊”的思想体系，为再传弟子朱熹，使之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起了重要作用。
自古以来，师生之间的感情大抵一脉相承，灵魂上的相知可以逾越时间的距离。杨时可谓是促成“程朱理学”，一位承前启后的关键性人物。朱熹怀着一颗恭敬之心赞誉其“孔颜道脉，程子箴规，先生之德，百世所师。”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曾多次引述杨时的观点。明代学者程敏政更是直言“无龟山则无朱子”。
廉俭耕读风尚的推动者
时隔九百余年，这位北宋理学思想的重要“传承人”带着他的政绩重现舞台。一场关于杨时与湘湖的新编绍剧在萧山演出。他虽不是萧山人，但萧山人民却因曾有这样一位有担当的父母官心存感念、倍感荣耀。他虽已花甲之年，但仍为解决百姓生活之困亲力亲为，化解用占地反对筑湖的纷争，他有担当有才略，克己守心，不畏权贵，造福一方。
杨时的勤政为民，像一条无形的纽带横亘古今，几百年过去，杨时精神仿佛还在延续。程门立雪的典故千古流传，廉俭耕读风尚砥砺后世，杨氏家风培养出一代代国之栋梁。
为官者将他视作一面镜子，对着它，人们可以照见自己的影子，在克己清廉的静水端正作风，从民意中扛起务实担当。当萧山新任的领导干部到任后，他们也和那时一样，深入基层用脚步丈量民情，听取老百姓呼声，将自己化成糖融入群众这碗水中，为企业送去智慧，用实招破难题，寻求高质量发展。
就像治理国家需要章法规制，杨时同样意识到，一个家族有了家规家训，树立起良好家风，才会长久兴旺。家族是国家的一个细胞，家和才能万事兴。杨时一生从政长达50年之久，任过朝廷的秘书郎、国子监祭酒、左谏议大夫、工部侍郎、龙图阁直学士等职。这些官职不算低，但他依旧保持勤俭质朴。他立杨氏家训，将“勤俭”作为传家之宝，教育后代“勤而不俭，则财源于奢，俭而不勤，则财终于困”“居身务求质朴，训子要以孝义方，言传身教，当启蒙者”。杨时本人也是十分节俭，并要求子孙在衣食住行上不挑拣，“虽蔬食脆甘皆可于口，未尝有所择也；平生居处，虽敝庐优屋皆可以托宿，未尝有所羡而求安也。”
根据杨氏族谱的记载，从宋代到清代，杨时后裔中至少出过进士15人，举人16人，太学、国学生20人，曾任官职的有50余人。不仅如此，杨时后裔繁衍昌盛，遍及世界各地，近代和现代在政界、军事和科学文化领域也涌现出一批杰出人才，其中，在海峡两岸的将军就有30多名。
在湘湖越王路最中心处，一面半人高的石墙内，坐落着两座比湖水还要幽静的四合院落，高大的树木掩映着书院、祠堂与凉亭。从德惠祠通往道南书院的石阶，就像杨时脚下那条呈波浪式前进的求知之路，不惧岁月，坚定如常。
德惠祠与道南书院的来历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朝，百姓感念杨时筑湖之功，朝廷亦将他树立为后学典范。不论何时，杨时的故事总能给人启迪。道南书院的诸海英接待了无数来访者，“他们有的是接受廉政清风洗礼的官员，有的是品读国学经典的研习生，大家经过一番参观了解，无不受益匪浅。”“当孩子们知晓杨时8岁便入寺庙读书，15岁独自游学，立刻领会到应自立自强；当为官者看到一幅幅陈列在展厅里并不年轻的萧山历代清官画像，会把‘清廉’与‘高寿’联系起来。”
儒家的哲学传统中说：“人生的意义在于活着的时候努力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死后留下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杨时一直奋斗到83岁，他高超的政治智慧跨越时空，激励着后世。清代张伯行在《杨龟山先生文集》序中评价杨时是集“道学、经济、文章、气节四者合而为一者”。他心怀天下，融通行知，以笔为戎，一生践行理想步履不停。
《论语》有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只有注重人格的提升，以道德引导百姓，用礼制去统一百姓的言行，才能做到心里的归服，实现理想的政治。而那些关于杨时的书院与祠堂，正是从百姓心底涌现出的敬意。
“平湖净无澜，天容水中焕。浮舟跨云行，冉冉躐星汉。烟昏山光淡，桅动林鸦散。夜深宿荒陂，独与雁为伴。”杨时为湘湖的赋诗藏着兴奋，饱含真情。
九百多年后的今天，杨时笔下“浮舟跨云行”的意蕴，在湘湖泛起了新的涟漪。
当夜空点亮星辰，凉风轻拂过一座座平静的桥栏，我们仿佛还能看见那个循着湘湖路坚定前进的独行者。
他脚下的这片水域，正上演着跨越古今的对话——《湘湖·雅韵》。若是他目睹今日之景，定会倍感欣慰。湖山广场的夜幕之下，数智人“弄潮儿”从杭州亚运会的记忆中走来，TA举起火炬，踏着水幕与弄潮的光影，就像穿越八千年的文明长河。谁也不曾想，数字技术竟让时间有了可以触摸的温度，多元的文明在脚下生生不息。
杨时种下的“道南”根脉，如今长成了一棵繁茂的科技与人文之树。他背手扶须，伫立远眺，若有所思……他用一颗爱民、恤民、为民的仁心，为后来者照亮前路，如汩汩温泉涤荡世人的心灵。而这方水土，也以守养相济的智慧，将古老的湘湖点染成映照古今的未来之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