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风
2010年3月的台州，春寒料峭。那天下午，我在银监分局开会，突然接到我行法律顾问陈律师的电话，“上海那边回了，徐汇区的房子还没被查封。”
我行信贷客户金某家具公司300万元贷款出现风险，担保人章某在上海徐汇区有1套170来平方米的房子，我之前同陈律师进行过探讨，如能查封这套房子，归还贷款本息是不成问题的，于是交代陈律师向上海房管部门进行查询。陈律师的回复使我松了一口气，这是我们追回贷款的最后指望。可是随着金某家具倒闭，担保人章某的资产极有可能提前转移或被其他债权人盯上，晚一步，这唯一的希望恐怕就要落空。
夜色漫上来时，我在办公室里踱了无数圈。台灯的光把影子拉得很长，映在墙上，像一张无形的网。最终，我拿起笔在日历上圈下3月4日：必须亲自去一趟，和时间抢一抢。
第二天，8点刚过，我和老林匆匆交代几句，便直奔星韵律所。小陈递来陈律师留的话，诉前保全手续已经备好，让我盖完章去法院会合。公章落下的那一刻，我仿佛听见了秒针嘀嗒作响的声音。可法院立案庭的答复，却给我浇了一盆冷水：“诉前保全得去财产所在地，再说上海要开世博会，可能会暂时不让封。”经办人员的话像一道闸门，瞬间堵住了前路。此路不通，我立即到陈律师开庭的地方，想请他去通融一下，我坐在旁听席上熬了20多分钟，可是连递个眼神的机会都没有。
回到立案庭时，副庭长的话像一束微光：“先起诉再做诉讼保全吧，更实际。”我像抓住了救命稻草，立刻折返律所修改材料。等我抱着厚厚的文件再次冲进法院，立案庭的卷帘门已经缓缓落下——下班时间到了。12点多，陈律师终于从法庭出来。我们在律所的小会议室里，边吃着盒饭，边快速梳理着下午的步骤。塑料餐盒的摩擦声，在安静的房间里格外清晰，每一声都像是在和时间较劲。
下午两点，立案庭的公章“啪”地盖在受理通知书上，悬着的心刚放下一半，新的难题又冒了出来。民二庭的吴法官皱着眉看日程：“3月5日全天都有庭审，去上海最早也得下周了。”这句话像重锤敲在我心上。下周？别说下周，就是明天，都可能有其他债权人抢先一步。我几乎是冲进黄庭长的办公室，语速快得像机枪：“我们是刚成立的银行，在支持三农和小微企业发展中出现的信贷风险，法院要尽力为我们保驾护航，提供必要的法律援助”。可能是我的真诚打动了法官，黄庭长和吴法官对视了一眼，沉默了片刻。“这样吧，”吴法官拿起笔在日程表上划了一道线，“明天的庭让其他法官代开，我们下午去上海。”
那一刻，我感觉紧绷的神经突然松了下来，眼眶竟有些发热。走出法院大门时，阳光正好，风里似乎都带着了暖意。我立刻拨通林为民的电话，声音里带着抑制不住的激动：“老林，定了，明天去上海！”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场与时间的赛跑，我们赢了。查封公告贴在那套房子门上的那一刻，章某很快就找到了我们。一年多的程序走下来，300万本息一分不少地回到了行里。
总结会上，我们表扬了客户经理。是啊，若不是他当初背调做得细致，又留下了那张房产证复印件，我们连赛跑的资格都没有。而我常常想起那个奔波的日子，那些在法院走廊里徘徊的时刻，那些和时间较劲的瞬间。那不仅仅是一场财产保全，更是一场对责任的坚守、对每一笔信贷资金的负责、对每一份信任的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