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摄 记者 童宇倩 通讯员 潘婷
钱塘江南岸、浦阳江畔，萧山自古便是史前文明的交汇要冲，既承跨湖桥文化余韵，又纳马家浜、河姆渡文明清风，成为多元文化碰撞融合的“漩涡地带”。
眼下，铲释萧山——2024—2025年考古成果展正在萧山博物馆展出，百余件珍贵文物静静伫立，向市民朋友展示萧山十大不同遗址的最新发掘成果。
近年来，我区考古成果丰硕。祝家桥遗址、鲁公桥遗址、赵家墩遗址先后入选浙江考古重大发现，沈家里遗址、百尺溇遗址、金家浜遗址等各具特色，极大丰富了萧山历史文化内涵，让萧山这座古城的历史脉络愈发清晰可感。
从百尺溇看“最早的萧山生活”
掏不完的水井。
一口、两口，直到第十四口。百尺溇遗址考古专员金玉桥最初也没想到，这片区域里分布着数量众多的古井，年代从汉代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且每个年代的水井各具特色，形制是有差异的。
像汉代的水井下部采用陶井圈叠砌，顶部用瓦片或石块堆砌而成；六朝时期的水井或用砖、石混砌，或只用砖叠砌，有些砖还是铭文砖，井壁围成多边形，井底铺石头或瓦片；宋代的井砖变薄变小，形制多为八边形或十边形，底部铺细沙、砖石或者木板，以过滤水质；到了明清，井变成了口小底大的结构，由竖砖围合。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井？
答案就藏在遗址的地理位置中。百尺溇遗址位于城厢街道百尺溇社区，紧邻人民路地铁站，毗邻祇园寺、江寺，从西汉时期萧山始建县城以来，遗址所在地基本处于萧山县城的核心位置，在历史上就是重要的人类活动集居区，日常用水需求大。除了水井，遗址中还发现了汉代瓦当、筒瓦、板瓦、方砖等，说明当时古萧山人就是生活在这片区域的，可谓之“最早的萧山”。
这些水井，见证了古代城市生活的迭代升级，也为考古发掘工作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最难的就是掏井了，掏不完，实在是掏不完。”回忆起现场工作，金玉桥依旧“心有余悸”。
由于地下积水较多，这些古井里一半是水，一半是泥。去年夏天，金玉桥几乎每天都泡在泥水里工作，井里狭窄、潮湿、闷热，一待就是六七个小时。
“你们没有抽水机吗？”
“不好抽。水井一般都有两三米深，里面空间有限，一段时间涌出的水又不够用抽水机，人只能下井一点一点把水和土清出来。一天大概只能挖30到50厘米，快的话两三天能清完一口井；要是碰上连着下雨、刮风，十天半个月都很正常。”金玉桥说道。
掏井之外，其他工作也是要做的。比如城区里禁飞，为了给遗址拍摄完整的俯视图，大伙儿巧用一根竹竿送无人机上天，或是跑到附近的高楼取景；百尺溇遗存丰富，瓷器、陶器、石器等大量“文物盲盒”，需要大家细心“开盒”……
有时候，工地上还有意外发现。一件采集所得的文物，让千年前萧山的早期城市生活变得鲜活可触。
这是一只憨态可掬的釉陶马，虽然缺了半条腿，但看起来比较完整、精致、肥美。据考古人员推测，这可能是六朝时期儿童的玩具，留存着千年前的天真童趣。
“一开始我们也不确定年代，后来通过对比敦煌、河南出土的类似器物，并结合‘小马身上没有马镫’这一细节，最终将小马的年代锁定在西晋前后。”金玉桥解释道，“汉代陶马一般不见马镫，世界上最早的马镫出现在东晋十六国时期。这件小马没有马镫，推测其年代可能在三国或者西晋时期，可能是古代陶马从无镫到有镫这一演变阶段中的典型器物......”
金玉桥兴致勃勃、滔滔不绝，讲述着掏不完的乐趣。
良渚文化土台上的“生”与“死”
在鲁公桥遗址，前一天刚清理出来的探方，隔一夜，水又悄无声息地漫了上来。考古专员计杰和同事们蹲在探方边，一瓢一瓢往外舀水。
“因为旁边就是河道，水源一直很旺，尤其是夏天，地下水位高，水会不断渗上来，所以每天开工前的第一件事就是排水。”计杰无奈地耸耸肩，“一般下暴雨时用抽水泵，平时都是人工舀水。”
也正是在与水的反复斗争中，一个更久远的问题浮现出来——几千年前的良渚人，是如何在地势低洼、水系分布的环境里生存的？
答案就在他们脚下的土台里。
鲁公桥遗址以良渚文化遗存最为重要和丰富，有一处由人工营建并经过多次扩建、修补和增筑的高土台，是一处兼具居址和墓葬的大型复合遗迹，也因此获评2024年度浙江考古重大发现。
“当时水网密布，良渚人想要安定的生活，就要一层一层把土垫高，建立一个土台，然后在上面盖房子生活，这是最直接也最有效的应对方式。”计杰解释道。
那么，在这样的土台上，人们过着怎样的生活？
一件从墓葬出土的过滤器，可以让我们窥见一二。过滤器，即滤酒器。良渚时期，随着粮食有了剩余，酿酒逐渐成为一部分良渚人的日常。但受限于工艺，当时的酒液往往比较浑浊，需要借助器具进行过滤。这件过滤器形制独特，一侧高起的器壁分布着小孔，用于隔离酒糟和杂质，也代表了良渚制陶工艺的巅峰。
除了过滤器，鲁公桥遗址揭露了不少良渚时期的遗迹，出土了数量可观的遗物。良渚时期的墓葬形制规整、土台堆砌层次清楚；遗物种类功能完整，器型多样，包括石锛、磨石、双孔石刀、耘田器、双鼻壶器盖、鼎足等，生动还原出良渚人的日常生活图景。
人们在土台上建房、酿酒、繁衍生息，可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逝去的生命，又该如何安放？
答案，同样藏在这些土台之上。
良渚人的选择，是让“生”与“死”共处一地。墓葬往往紧邻居住区，有的在土台之上，有的分布在周边山地。没有刻意分隔，而是彼此贴近。
计杰说，这是良渚文化时期常见的“居葬合一”的聚落布局形式，良渚先民可能具有灵魂不灭的观念，认为祖先的灵魂能够陪伴左右，会守护活着的族人。
就这样，生者安居、逝者相伴，这座历经反复堆筑的土台，成为良渚人安放生死的共同家园。
而它的意义，也远不止于此。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考古专家认为钱塘江南岸没有良渚文化。此次在钱塘江南岸发现的良渚时期土台，是钱塘江以南地区良渚文化基层聚落的又一典型例证，对研究良渚文化向钱塘江以南的传播路径等具有重要意义。
赵家墩与沈家里的“同”和“异”
再次见到考古专员孙玉鑫时，她已经辗转了多个考古工地——从最初的金家浜遗址，到后来的赵家墩遗址，如今又在沈家里遗址“上工”了。
“现在工地宿舍环境挺好的。”跟两年前相比，她的肤色似乎深了一点，身上带着的那份沉稳与严谨，一点没变。
孙玉鑫参与的这两个遗址，都是“重量级”的。一个是新近“出圈”的赵家墩遗址，今年2月入选2025年度浙江考古重大发现；一个是“资历深厚”的沈家里遗址，前后发掘了3年多，今年3月底刚刚收官。
这两个遗址，有着天然的紧密联系——它们同处湘湖东岸西山东麓，都属于马家浜文化序列。更有意思的是，沈家里遗址在年代上稍早于赵家墩遗址 ，两者从早到晚构成了相对完整的马家浜文化谱系。
既有紧密的联系，各自又有着鲜明的独特性。
沈家里遗址发掘了一处马家浜文化土台聚落和良渚文化石器加工场遗迹。由于其内涵丰富，遗址分布情况复杂，2023年至2025年期间，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萧山博物馆（萧山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三方联合开展萧山沈家里遗址考古发掘工作。
“我们一个探方大概是5m×10m的范围，一个探方里有数十个灰坑，灰坑之间叠压打破关系复杂。有的探方中间只隔了一米的隔梁，但两边探方的地层却相差很大——同一个地层出土的东西是一样的，但土色、土质就是不同。遇到这种情况，就只能重新画地层线，反复核实。”回忆起当时的发掘场景，孙玉鑫仍印象深刻。
沈家里出土的特色文物有陶釜、陶豆、陶盉等陶器；石斧、石锛、石凿等石器；玉玦、玉管、玉珠等玉器。“我们现在的一些发现表明，这里出土的部分文物带有本土因素，以‘多角形腰沿釜’和‘敞口粗颈腰沿釜’为代表。”孙玉鑫解释说，这些有可能是当地先民自行制作、使用的产物，“这样就能够串联起萧山的文化脉络。”
而赵家墩遗址以马家浜文化晚期为主体，兼有少量良渚文化、马桥文化时期遗存。出土遗物兼具多种文化因素和本地特色。
一件马家浜文化晚期的异形鬶让大家眼前一亮。这是从灰坑出土的一件文物，形制比较特殊，底部两个球状足，上方有一个大口，侧边还有一个细长的小口。它的用途与现代茶壶相似，大口用于注水，小口用于倒水。孙玉鑫表示，这类造型的陶器他们没有见过，查阅相关资料后发现，在周围地区同时期遗址中也很少见。
另一件马桥时期的鸭型壶，也因造型可爱格外讨喜。据了解，鸭形壶最早可能追溯至新石器时期，此后从马桥石器到商周、汉代均有发现，只是不同阶段的造型不一。孙玉鑫和同事查阅资料后发现，鸭型壶在太湖流域分布最为集中，可能发源于此，并逐步向北传播，在流传与借鉴中不断演变。
记者手记
萧山考古 为何频频出圈？
在很多人眼中，考古是冷门小众领域，为何萧山能接连发现重磅遗址，频频斩获省级殊荣？
一方面是考古前置政策的全面落地，成为萧山考古崛起的核心驱动力。2020年以后，随着考古前置工作要求的不断提高，萧山考古前置工作呈现井喷。
另一方面，专业人才队伍的补强，为萧山考古提供了硬核支撑。2021年考古前置全面实施后，萧山考古工作量急剧增加，一线人手不足。2023年，在区政府大力支持下，萧山引进了10名考古专员，充实到区一线的考古队伍中去。目前，无论是考古调查、勘探、发掘总量，还是考古配合人员数量，萧山均位居全市前列，每年能稳定推进约10个考古发掘项目。
此外，萧山与高校和专业机构的强强联合，让考古更具深度和专业性。面对繁重的考古任务，萧山积极引进外援，与复旦大学等高校强强联手，开展精细化考古发掘和多学科研究。
以沈家里遗址为例，由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复旦大学以及萧山博物馆（萧山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共同开展沈家里遗址考古发掘工作，同时作为复旦大学考古学专业学生2023年田野考古实习项目。高校的参与，不仅让考古发掘更完善，还助力玉器原料检测、植物种子分析等研究，推动考古成果转化为报告、论文与展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