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汉波
自从陶渊明创作《桃花源记》以来，那个“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世外桃源，就成了“中国千古文人梦寐以求的精神圣地和伊甸园” ，他们不约而同地拿起如椽巨笔，书写着理想中的桃花源。在我看来，赫东军的新作《天河》自觉接续了陶渊明的文脉，写出了桃花源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异化与溃败，在桃源谱系中发出了他别具一格的声音，其振聋发聩之效，一点也不亚于鲁迅“救救孩子”的呐喊。
在赫东军笔下，天河镇跟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一样，也是地处偏僻，坐落在高山密林之中，“一片原始茂密的樟树林”像“一座天然的屏障”将它与世隔绝，只有一条山路与外界相沟通。神奇的是，这条路走着走着就会消失不见，就像《桃花源记》中标记迷失，“不复得路”那样。同样的柳暗花明，同样的豁然开朗，同样有一片一望无际的桃树林，同样的落英缤纷，同样的邻里和谐，同样的自成一统……读着这样的文字，你仿佛真的走进了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其实，赫东军一点都没有掩饰他的桃源情结，在第五章中，作家借高洁爸爸与贺师长之口，直接点出“天河镇就像传说中的桃花源一样”“山好水好人更好” 。当然，如果我们认为《天河》只不过是现代版的《桃花源记》，那就大错特错了。在一片祥和的天河镇，其实弥漫着恐惧与不安通过对老族长的寓言式书写，赫东军揭示了桃花源的异化面目。
天河镇人引以为豪的是“每个人都在孔圣人门下读过书”，算得上公认的礼仪之邦。这样一个礼仪之邦真的是人人向往的世外桃源吗？非也。这是一个用礼义廉耻来规训人们逾矩行为与异端思想的封建王国。老族长是王国的最高统治者，“平时话不多，却是一言九鼎”，整天思考的是“关系到天河镇命运和未来等等大事”，更为重要的是，老族长的喜好决定着天河镇每一个人的命运，“老族长只要随便翻翻手，天河镇就炸了锅，老族长只要动了怒，那天河镇就要天翻地覆”，以镇长为首的行政体系是其长官意志的忠实执行机构，必须对老族长言听计从，否则就会被免职。因此，每天早上准时来到祠堂，恭恭敬敬听候族长训示就成了镇长的例行工作。老族长的统治法宝有二：一是对子民进行道德规训。凡有违背王国道德者，都必将受到严惩。高洁的外公一贯与老族长作对，冲撞了老族长的权威，被老族长视为眼中钉肉中刺。老族长以其带了一个风尘女子回来会败坏天河镇风气为由，调动全镇力量，将外公及其带回来的女人阻挡在距离天河镇路口两三里路的风雨亭饱受风吹雨打之苦，直到外婆亲自去求情，捐出最好的十亩水田和五千块大洋，才得到老族长的恩赦。二是对子民进行思想控制。小说运用魔幻现实主义写法，写老族长永远不老，具有神奇的超能力，他不仅能施锁蛇术，保一方百姓平安，还能自由进入全镇百姓的梦境，提前察觉人们的异端想法并进行警示。双管齐下的严苛统治，使得天河镇百姓“习惯了沉默不语”“把老族长的每一句话都奉为圣旨”。我想作者将小说取名为“天河”，就是为了揭示这个貌似世外桃源的天河镇实质是一个密不透风的封建王国，毕竟在中国文学语境中，天河是王母娘娘用来棒打鸳鸯、维护天庭神圣权威的天堑。
当然，桃花源之所以会异化为封建王国，既与极权的集权本质有关，也离不开“桃源人”的个人崇拜。在天长日久的奴化教育中，天河镇人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除非迫不得已，吃饭做事都得用左手”，右手专门用来跟老族长握手，甚至为了保留老族长的温暖而不再洗右手。得到贺师长赠送的二十条枪后，镇长为了讨好老族长开展了“我为老族长站一天岗”的活动，天河镇人个个不甘落后，而“老族长出人意料的出现和热情的握手，把站岗的人感动得连话也说不出来了，只是含着热泪紧紧拉着老族长的手不舍得放”，镇长借机决定在天河镇实行进入祠堂以及拜见老族长的提前审批制度，进一步把老族长捧上了神坛。权力扩张与个人崇拜日益陷入恶性循环，把一个人人羡慕的世外桃源异化为权威笼罩下敢怒而不敢言、心惊胆战过日子的化外之地。在这样一种逼仄的生存境遇下，大舅舅的一系列反常行为都能得到合理的解释了。大舅舅是富甲一方的绅士，靠自己的勤劳与智慧发家了，本来可以活得悠游自在，可是我们看到的是一条唯唯诺诺、卑躬屈膝的哈巴狗：时刻担心脾气古怪、惹是生非的外公会把一家老小害死；表弟在老族长倡导的拾粪日活动中没有按时起床，就被大舅舅暴打一顿；尽管在暴风雨中冻得瑟瑟发抖，大舅舅还为有机会给老族长站岗而对镇长感激涕零；当外公没有给捕鱼的人拿来的破棉絮当五块大洋时，舅舅更是坐立不安、亲自登门送钱……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一旦得罪了老族长，就会被全镇百姓孤立成“局外人”，就会失去立锥之地。
如果说大舅舅的谨小慎微还不足以说明桃花源的异化程度的话，那么外公的返乡写作与最终跳楼、外公带回来的女人的被同化则毫无疑问证明了貌似桃花源的天河镇已经病入膏肓了。赫东军接续了鲁迅的传统，把高洁的外公塑造成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狂人”。在族人的眼里，外公“从小就不学好”，跟贾宝玉有得一比，“捧着圣贤书就打瞌睡”，喜欢胡说八道。其实，他很能干，先后制造了能坐一个人的飞机、机动轮船与汽车；有见识，反对乱砍滥伐，“说砍树最后会毁了天河镇”；有着狂人一般的锐利目光，看问题往往入木三分、一语中的。假如说外公的反封建一开始是一种本能反抗的话，随着他的经历和见识的日渐丰厚，“据说到少林寺练过拳术，在九华山面过壁，在汉口造过枪炮，在上海办过工厂，到德国研究过哲学，在英国伦敦用中医救过孤儿”，他的革命就变成自觉行动了。他这一次回来看似是落叶归根，其实是唤醒民众。他首先在大门口顶上安装发出巨响的座钟，把祠堂里积了成百上千年的灰尘都震下来了，向象征极权的老族长打响了第一炮，也以实际行动昭示天河镇人——太岁头上也是可以动土的，只有敢于站出来向权威挑战，才能改写仰人鼻息的命运。当他看到亲生儿子也跟老族长他们同流合污处死小媳妇、还用天河镇的假仁假义教育孩子、读书读得“越来越像只狗”时，便不再下楼，闭门著书，希望借新思想来唤醒世人不再做狗，而是挺直腰杆来做人。可是，他的所有行为不被人理解，包括他的亲人在内的所有人都把他当作疯子。他非常痛苦，“经常会长时间地趴在窗户边，一动也不动地看着天空发呆”“一边在屋里毫无目的地走，一边嘴巴里说个不停，时不时地右手还会忽然用力地挥舞两下”，对书稿能否唤醒奴性深入骨髓的民众产生了动摇，又把凝聚了全部心血的手稿一页一页投入火盆之中，是高洁和高洁妈妈知音般的支持重新给了他伏案写作的动力。可是，当他亲眼看到知书达理、相貌出众、气质非凡、懂得琴棋书画、跟他一起留过洋、接受过外来文化的心爱女人也被天河镇所同化时，他绝望了。作品通过对一个冲锋陷阵、矢志不移的“逆子”最终夭亡的书写，彰显了异化了的桃花源之可怕，当桃花源异化为它的反面之后，其力量足以吞噬一切。
当异化的桃花源变成一个大染缸时，其溃败命运就是必然的了。故事的结尾，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入了与世隔绝的天河镇，他们“穷凶极恶地烧杀抢掠，把整个天河镇变成了人间地狱”，首当其冲遭到杀戮的是天河镇守门人兼报警员的捕鱼人。“捕鱼的人被日军乱枪打死在河水里”，一个在陶渊明笔下发现桃花源的渔人，尽管任劳任怨地守护着桃花源的安全，还是无法与侵略所抗衡。在这种侵略强势进驻下，“天河镇像倒了一桶蛤蟆，乱成了一锅粥”，老族长再也无法施展他的预测本领，也无法自我保全，只好习惯性地往深山老林里逃命，背着他逃命的不是镇长而是曾经一度被他排斥与孤立的大舅舅。尽管暂时躲过了致命一劫，但桃源文化已经日薄西山，面临崩溃的边缘了。象征着政权的镇长将所有这一切都归罪于贺师长，“如果不是贺师长来天河镇认祖归宗，就不可能把日军招惹到天河镇来，天河镇也就没有这灭顶之灾的发生”，竟然带领族人把这个勇敢地与日本鬼子决一死战的贺师长生生活埋了。至此，桃花源用来遮羞的仁义道德更是成了天大的笑话。赫东军将故事发生的背景置于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是想说明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当堡垒自身已经摇摇欲坠时，侵略性可以轻易使它土崩瓦解。
有意思的是，整部小说除了高洁及其男友林中雪外，其他人都没有名字，要么以身份来命名，如老族长、镇长、屠夫、捕鱼的人、寡妇；要么以关系来命名，如高洁的外公、大舅舅、大舅妈、小舅舅、小舅妈、表弟，等等。这种泛指更加凸显了小说的象征意味，说明《天河》确实可以阐释为桃源文化异化与溃败的寓言。小说化用了《安娜·卡列尼娜》的开头，正如安娜回娘家去化解兄嫂的争吵那样，高洁也被爸爸妈妈派往天河镇缓和他们难以调解的父母矛盾，但是，这只是一个让高洁进驻天河镇的由头。赫东军的本意是让16岁的高洁担任桃源文化异化与溃败的见证人，这就不难理解小说选择高洁的视角来叙事的真实原因了。正是借助类似于儿童叙事的高洁之眼，天河镇的很多反常才会以陌生化的样态呈现在读者眼前，增加了理解的难度，延长了感受的时间。也正是寄希望于年轻人，赫东军才会让高洁耳闻目睹了桃源文化的异化与溃败后义无反顾地走向远方，去寻找与创造不一样的世界。这一点可以从高洁长大成人后的人生感慨加以证明：她“晓得了外公为什么会长年在外流浪，为什么会坚持要妈妈到外面读书，晓得了爸爸为什么不喜欢天河镇，晓得了林中雪为什么一定要去当将军，当然也晓得了外婆和大舅舅他们，为什么能够在天河镇生活下去”，所以她义无反顾地走出异化了的桃花源，把握了自己的人生命运。
一句话，赫东军以其深邃的目光与深刻的洞见，戳穿了桃源文化的真面目，完成了对陶渊明虚构与想象的解构，告诉世人：小国寡民的所谓乐土如果缺乏对权力的制约，只会走向人们良好愿望的反面。赫东军在“影响的焦虑” 甚嚣尘上的当代写作境遇中，以一种“不同而并立” 的豪气，运用现实主义与魔幻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方法，写出了一部可以与《一九八四》《美丽新世界》《我们》媲美的中国式“反乌托邦小说”，显示了其卓绝的勇气与创新的精神。（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文学博士，赣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赣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