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路易
那时我们的居住地，与少数民族传统居住地，只隔着一条马路。
路这边是土坯房，虽破旧却是典型的一排排整齐的军营式样。那边是维吾尔族老乡用泥巴糊和生土夯实的院子。平日里来往不多，各过各的，但春节这几天，就热闹了。
门一响，一开，半截身子高的“巴郎子”（小孩子）们，挤在门口，亮晶晶的眼睛齐刷刷望进来。领头的那个，显然是在家练了一早上，憋足了气力，用不标准的普通话喊一声：“过年好嘛——”
那“嘛”字拖得长长的，拐着弯儿，带着羊肉抓饭的香气，飘进屋里。
大人赶忙从桌上抓瓜子和水果糖，往那一双双小手里塞。一把不够，再添一把。孩子们得了东西，也不多留，呼啦啦转身就跑，奔向下一扇门。那光景，倒不像是来拜年，更像是打了一场漂亮的游击战。
也有扑空的时候。谁家忘了锁门，门一推就开了，小家伙们探头探脑，确认无人，便鱼贯而入。桌上的瓜子、花生能拿的都拿了。但说来也怪，暖水瓶、收音机、柜子上的座钟，那些贵重物件，他们碰也不碰。仿佛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年节的恩赐，只取浮在面上的那一层。
有些调皮的孩子把守大门，见他们来了，把门一拦，喝道：“过年不好！”对方便作鸟兽散。但大人听见了，总要嗔怪：“人家来给你拜年，你倒赶人走，这叫什么道理？”于是，次日照旧开门，照旧往那小手里塞糖和瓜子。
边疆的内地人，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山东人的饺子、上海人的汤圆、江浙人的松糕、河南人的麻叶，还有广东的煲汤，各家各户的年货里，藏着各自的乡愁。有路子的人家，桌上还能摆出葡萄干、核桃、柿饼，甚至橘子——那是顶稀罕的物件，金灿灿地堆在盘子里，像一座小小的丰收的塔。
同事之间拜年，更是一场浩浩荡荡的酒事。初一清早，约齐了在某家集合，就一户一户走。进门坐下，凉菜已经摆好，斟上酒，二三杯下肚，话匣子打开，聊上半个钟头，起身，赶往下一家。一路喝过去，像是沿着一条看不见的人情河流，走亲访友，蜿蜒而下。
那时候没有手机，没有微信，年是面对面过的，酒是底对底喝的，话是嘴对嘴说的。
如今，隔着一条马路那边，再也没有小巴郎子来敲门了。倒不是孩子们不来了，是当年那些孩子，如今已经是孩子们的长辈了。而我们这边，门还是那扇门，只是过年时，楼道里静得像腊月二十九的夜。
一家人围坐，倒也是团圆。年轻人低着头，指头在屏幕上划动，偶尔笑一声，不知是为了电视里的节目，还是为了屏幕里头的热闹。春晚照旧卖力，主持人的嗓门一年比一年高，生怕唤不回看客的魂。桌上的菜是丰盛的，酒也是好的，只是话少了，眼神也飘了，也不等24整点报时了，干脆关灯困觉。
古人说，“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又说，“当时只道是寻常”。那时嫌拜年的孩子太吵，嫌串门的酒局太累，如今想再听一句拖着长音的“过年好嘛”，却只能在梦里了，抑或睁眼恍惚里在冥冥中响起。
辛弃疾写元宵：“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他还可以找到。而我们，寻的倒不是人，是那个年的魂。回头找时，它还在旧时光里亮着，只是再也走不回去了，只好从记忆里使劲儿拽回。
世间的事，并非都如算术。到了一定年纪，一切成了减法：年岁，藏书，食物，健康，还有微信里的人。富足里，安卧了肉、脂、血，却懒惰了精、气、神。惬意里少了期盼，便捷里丢了温馨。热闹还在，只是换了种应付的程序化十足的客套。
路那边的年，路这边的年，都收进了记忆的匣子里。偶尔打开，听一听小孩子们那句“过年好嘛”，仿佛隔着三十年的光阴，那半截身子高的孩子，还站在门口，等着我手里的那把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