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显一
过年的脚步声近了，一家人开始忙碌起来：掸尘挑水，做年糕、裹粽子，妈妈去肉摊上买来条肉，宰鸡剖鱼，祭祀完后，当勒笋烧肉、虾油鸡的香气在屋檐下飘散开来，年就这样实实在在地来到了眼前。除夕夜，爸爸搬来那张长条形的小桌子，放在八仙桌旁，让我和妹妹坐上去，和爷爷、父母一起分岁吃饭。饭后，妈妈会给我们几毛钱的压岁钱，我迫不及待拿出一封“百子炮仗”，拆开了一个一个地放，火星溅在地上像撒了一把碎金。然后钻进爷爷的被窝，想着明天的新衣新鞋，兴奋得睡不着觉。
大年初一一般在家里，早上吃过妈妈煮的汤圆，和邻家孩子们追逐嬉闹，有时会跟大人们去村里大会堂看草台班子唱社戏。初二一早，和爸妈去外婆家拜年—-那是最热闹的聚会。二舅和小姨还没成家，特别是小姨，只大了我们几岁，还有大表哥二表哥，热热闹闹过上一天。初三那天，我们去大姨妈家。大姨父的哥哥 “田伯”，一位老实巴交的单身汉，每年初一一早从围垦徒步而来，中午时分走到表哥家。田伯不肯闲着，帮大姨妈家搓草绳，整天难得说上一句话，仿佛搓草绳是他的全部。我和两个表哥玩累了就坐在田伯旁边陪他，看他微微的笑，他搓的草绳结实、紧密，常被用在房前屋后的篱笆上。
大姨父是县城一家国有企业的工人，和蔼可亲，爱喝酒，正月初四来我们家，他和我爸爸从陈年旧事到国家大事，谈论个不休。大姨父喝到脸上泛红，便会给我讲一些故事，武松打虎是年年必讲的。大姨父还会吹口哨，把右手拇指、食指并拢放进嘴里，俯下身子像要做功发力，呼啸一声，清脆响亮，我学了很久也没有学会。大姨父是厂里的高级技工，带出了好多徒弟，年年都是车间的先进工作者。
正月里待客，每家每户几乎相似，上午10点不到吃点心，年糕、粽子切块装盘，蘸糖吃，会喝酒的，要配几个冷盘下酒。中午十一点半，开始正餐，妈妈拿出虾油鸡、元宝鱼、勒笋肉等招牌菜，外加几个热气腾腾的炒菜。元宝鱼就是红烧鲢鱼，除夕夜祭过祖宗后，就放进橱柜里，亲戚来了，餐餐必上桌，大家仿佛都心照不宣，很少有人开筷。
春节快要接近尾声的时候，外太公来了，他是我爷爷的老丈人，带着他的大孙子，我的表叔。我奶奶早逝，外太公每逢春节必定要来我家住上几天，妈妈热情持家，担起孝道，把外太公服侍得妥帖。外太公叫我妈妈“阿大”，我爷爷也一脸高兴，亲密和谐的翁婿关系，直到外太公过世。那时我虽小，但外太公慈祥的面容、走路弯着腰的模样，我始终记得。
一个春节下来，我的新衣服的领口、袖口变得油光丝滑起来，妈妈叫我一声“油博士”，拿去洗好。转眼，开学季到了。
如今过年，有些还沿袭着老传统，一户一户的拜年，你来我往，一个年过下来，处理亲戚们带来的“包头包脑”也得花点精力。也有人家改革创新，厨师提前约好，菜单提前开好，主人家起个早，去新农都海鲜市场跑一趟，采购齐全，剩下的都交给厨师。当天，亲朋好友聚在一起， “铜锣一声响，坐拢一桌生”（萧山方言），热热闹闹一番，等到亲戚散去，大事落定，主人家的年也就基本上过好了。
有人说，年味淡了，回不到小时候的味道。是啊，回不来的何止年味？那些渐行渐远的亲人、长辈，他们的身影在记忆里逐渐模糊，却如外太公的弯腰、爷爷的被窝、田伯的草绳、大姨父的口哨一般，刻在灵魂深处。年味是烟火，故人是灯火，借以此文代酒，敬往事，敬故人，愿岁月永安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