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伟雄
我的童年，在20世纪80年代。那时日子清贫，物质也格外匮乏，年味却浓得化不开。拜年，便是我们孩子最翘首以盼的事，既能穿上崭新的衣裳，收到长辈递来的温热压岁钱，又能见到久违的亲人和玩伴，将冬日的清寂，尽数酿成满心的欢喜与人间的热闹。
那热闹，是从一包包年礼开始的。那时拜年，没有各式各样的精美礼品，唯有朴实的散装果品糕点：荔枝干、蜜枣、雪片糕、芙蓉糕，皆是寻常日子里难得的甜。我总跟着母亲去副食品商店置办，看着店员将我们挑好的果品，用杆秤细细称准，再取两张草纸衬着油光纸，包成上宽下窄、两侧对称的梯形礼包，又用柔韧的席草横竖扎成十字，牢实又好看。最后往纸包上覆一张红通通的兆头纸，一抹喜庆便跃然纸上。包纸包的间隙，店员总会多放两颗荔枝干、三颗蜜枣，母亲便顺手塞到我手里，那点意外的甜，我总要攥着跑去分享给隔壁的伙伴，让一份欢喜，酿成满巷的甜。
带着纸包里的甜与期盼，我们便向山里出发了。从懂事起，我每年都要跟随母亲到乡下的外婆家拜年，从未间断过。外婆家离我家有20里路，要坐一个小时的车，下来还要走一个小时的山路。记得有一年，刚下过雪，路滑泥泞，却丝毫没有打消我们拜年的热情，因为途中总有意外的风景。路过毛竹林时，积雪突然从枝头簌簌落下，惊起一群啄食的麻雀，扑棱棱飞散在雪色里；路过山崖边，我总爱扳断悬壁垂下的冰凌当宝剑玩耍；行至结冰的冬水田，更是忍不住踩着冰面滑上几步，即便摔倒了也不觉得疼，反而咯咯笑着在雪地里滚成一团。
当气喘吁吁地望见外婆家的屋檐时，所有的疲惫化作了雀跃。到了之后，我们先给老人躬身拜年，递上拜年包，再挨个儿往大舅、二舅、三舅家走。每到一家，大人们总要端上自家采摘的高山云雾茶，摆上花生糕点，热情相迎。不消片刻，又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长面，里面还卧着两个黄灿灿的荷包蛋，未等正餐，肚子已被填得鼓鼓的。
白天的喧嚣过后，夜晚有另一种深邃的快乐。夜里，长辈们围坐堂屋，闲话家常，我们几个小孩便聚在院中嬉戏，放鞭炮、踢毽子、捉迷藏，欢声笑语漾满整个院落。舅舅家隔壁的伙伴总爱寻我玩，笑称看“城里人”，他们稀罕我身上崭新的过年衣服，更爱听我讲城里的新鲜趣事，一聊一玩，便到了大半夜。外婆家坐落在半山腰，夜深人静时，走出房门便能听见阵阵松涛，抬眼仰望，星光璀璨，瓦蓝的天幕与黑黝黝的山坳浑然相融。左邻右舍的窗棂透出昏黄的灯影，隐约还能听见院落里的笑声喧哗，仿佛大山深处，满是远道而来的客人，满是岁岁年年的温情。
这样的快乐总要持续三五天，而离别，让所有情感沉淀得格外浓稠。临走的那日，外婆把我叫到她的卧室，从衣柜里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红纸包递给我。一张崭新的五元纸币，握在手中心竟是沉甸甸的。在那个贫穷的岁月，五元已是不小的数目，那是外婆一年到头起早摸黑攒下的心意，她把满心的爱与期许，都给了我这个唯一的外孙。那天，外婆紧紧攥着我的手，送了一程又一程，千叮嘱万嘱咐，让我们路上慢些再慢些。她不时用大襟衣裳的袖子擦拭着眼角的不舍，而我竟也腿如灌铅，挪不开脚步。母亲几番劝她回去，她却依旧站在高高的土堆上，一动不动地目送着我们远去。多少年了，我始终忘不了那一幕，这份人间最真切的依依不舍，恰似一缕光，一抹暖阳，永远温暖着我。
如今，那悉心捆扎的纸包，早已被精致的礼盒取代;山高水远的奔赴，也化作屏幕前即时的视频通话。一切似乎更轻更快了，却少了些沉甸甸的温度。可我总是念着儿时拜年的美好，那浓得花不开的亲情与友情，如一缕如纱似梦的乡愁，轻轻萦绕在心头，始终抚慰着我从故乡走向远方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