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红兰
车驶过新修的柏油路。外面是望不到边的绿色蔬菜和方格鱼塘。到了老高的虾塘，他指着远处停着成群白鹭的滩涂说：“看，我那四百亩虾塘，明年都得填了种粮。”语气里没有不舍，手指一转，“另一块老滩涂，可以做‘光渔互补’。”
我摇下车窗。风还是钱塘江的风，可这风刮在脸上，跟四十多年前比起来却是另一番滋味。
我出生那年，萧山成立了县围垦指挥部。围垦的号角，从此在我童年记忆的背景音里回响。
记得九岁那年的冬天，我第一次真切地站在围垦工地上。
没有机械。只有人。蚂蚁般撒在几万亩的黑色滩涂上。男人赤膊，女人用头巾包住脸，扁担两头挂着巨大的畚箕，一担泥巴一百五六十斤。他们踩在泥淖里，号子短促沉闷：“嗬——哟！嗬——哟！”成千上万人的喘息汇成低沉的雷，压在滩涂上空。有人走着走着就栽下去，旁边的人默默把他架起来，堤坝一寸一寸长高，是无数个摇摇晃晃的背影，用凹陷下去的肩膀扛起来的……
日头近午，远处传来工人收工吃饭的叫声。而我关于那个年代围垦工地吃饭的记忆，却随着这放工的人潮，清晰地涌了上来：那时的午饭是各家自己备好，由大队派人来收。我们姐弟总想多放点好的给爸妈，有一天，鸡窝里新下了两个蛋，我们煮成水波蛋，心里揣着献宝般的秘密欢喜。深夜，母亲拖着几乎挪不动的腿进门，洗脚时，小腿肿得发亮，青筋像紫蚯蚓盘在皮肉下。我问：“蛋好吃吗？”她愣住，用湿手背抹了把额头的汗：“蛋？我们家鸡这几天没下蛋啊。”她想了想，“哦，饭菜是他们挑过来分的……我见有水波蛋，以为自己家的鸡还没生蛋，就没拿有蛋的。”弟妹都哭了。我没哭，只是觉得心里某个很满、很热的东西，一下子漏空了。
将近半个世纪，我又站在这里。
老高的电话响了。“对，兄弟，土方马上就能填完，按高标准农田要求，都是改良后填埋……粮食是大局，我们肯定配合。”他声音洪亮，“是，另一块地‘光渔互补’，光伏板架底下养对虾和甲鱼，板间空地种药材和蔬菜……”他挂了电话，眼睛像被点燃一样，指着眼前这片滩涂说：“这块地，以后就是‘光伏农场’！板上发电，板下养种。你们夫妻是种中药材的，你们有技术，我有地，我们一起把这滩涂变成真正的聚宝盆！”
他脚下，正是当年我父母那代人，用肩挑、用命夯出来的土地。据史料记载：四十年间，萧山人用数亿工日，围出五十多万亩土地……这些数字没有温度，但我母亲腿上的“蚯蚓”，我父亲再也直不起来的腰，就是它们的注释。
我蹲下身，抓起一把土，已经闻不到当年海涂的咸腥和万人汗水浸透的酸涩。它安静地躺在我手里，像沉睡已久的火山灰。
这下面埋着什么？
埋着那两个爸妈没吃到的水波蛋；埋着扁担压进肩膀时“咯吱”的骨响；埋着几十万双深陷泥淖、冻疮溃烂的脚；埋着移山填海采石逝去者的灵魂；埋着建设兵团知青们的青春；埋着“一定要把海赶出去”的誓言，和誓言背后无数个摇摇欲坠的黎明，这不是土。是萧山人的精神、是意志。是一个群体用最原始的方式，向大自然讨要生存空间的决心，沉淀而成的沃土。
老高还在兴奋地讲述他的蓝图，仿佛在指挥一场新的战役。这场战役没有肉体对抗自然的悲壮，却有智慧与资本重构土地的雄心。
远处，推土机完成了最后的平整，发出浑厚的轰鸣。那声音穿过半个世纪的风，竟奇异地应和着记忆深处那一片沉重如雷的“嗬哟”声。一个时代佝偻的脊梁，缓缓挺直，托举起另一个时代昂首向前的脚步。
这就是围垦精神。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流淌在后人血液里的密码。当更多的老高们在这片土地上规划光伏与循环农业时，那密码就解开了——父辈“挑”出土地，我们“种”出未来。每一代人，都用自己时代的方式，完成对这片土地的承诺。
我松开手指，让土从指缝缓缓流下，回归大地。
风从江上浩荡而来，掠过光伏板的钢架；掠过等待投放虾苗的塘格；也掠过更远处那片即将生长稻浪的、平坦如砥的新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