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秋
战争的借口
鲁宣公十四年 （公元前595年）最大的一件事情，是这一年九月，打了一场战争。两年多前，楚国大败晋国，饮马黄河，进逼中原。可宋国是晋国的死忠，要想真正称霸，要让各诸侯国背晋向楚，必须让宋国臣服于楚，而向宋开战是需要理由的。楚庄王朝思暮想后，有了方案：派大夫申舟出使齐国。从楚国到齐国，一定要经过宋国，而申舟和宋国有仇。当年宋国一度和楚修好，宋昭公和楚穆王一起打猎，宋昭公迟到了，申舟当众鞭打了宋昭公的车夫，这是对宋国的极大羞辱。现在，虽然国君换成了宋文公，但这件事宋人一直没有忘记。更要命的是，楚庄王特别要求申舟：“无假道于宋。”不许向宋国借路。从人家的国土经过，当然应该跟人家打招呼。不借路，这是刻意刺激宋国。申舟对楚庄王说：“郑昭宋聋，晋使不害，我则必死。”郑国人眼神好，最会看风头；宋国人耳朵聋，遇事拎不清。您派去晋国的使者不向郑国借路，这口气郑国人会忍，而宋国人却一定不会放过我。楚庄王的回答很干脆：“杀女，我伐之。”宋国人杀你，我就讨伐宋国。话说到这个份上，申舟也明白了，这是用自己这条命，去换一个开战的理由。申舟把儿子引荐给楚王后出发了，这是提醒楚王：一，我去送命了，您对我儿子要照顾好；二，我不能白死，您一定得把宋国打下来，儿子盯着呢。
果然，宋国的反应很激烈。宋国执政华元说：“过我而不假道，鄙我也。”楚使经过我国却不打招呼，这是把我宋国当他的一个县城了，这不就是把宋国当作灭亡了吗。杀了楚使，就算楚国来讨伐，大不了也是亡国嘛。是可忍孰不可忍，申舟必须死。
楚庄王听到申舟被杀的消息后，大喜过望，马上开打。《左传》对此有一段生动的描写：
楚子闻之，投袂而起，屦及于窒皇，剑及于寝门之外，车及于蒲胥之市。
楚庄王马上起身，大袖飞扬。鞋子不穿就往外走，负责穿鞋的仆役在院子里才给他把鞋穿上。管佩剑的仆役反应慢了一些，在宫门之外，才替他把剑佩好。而楚王的车驾，要一直到蒲胥市中心才追赶上。
这是成语“屦及剑及”的来历，我们现在用它来形容行动迅速。
大国的谎言
宋国之所以敢杀申舟，是因为背后有晋国这位大哥。这么多年来，宋国一直是晋国最忠心的小弟。两年多前晋国虽然败给楚国了，但这两个重量级国家完全可以再次较量一番。而且晋离宋近，楚国如果长久围宋，粮食供给会出大问题，此时只要晋国派兵，楚国必然撤兵。晋国收到了宋国的求救信，开会讨论，大夫伯宗的意见很明确：
不可。古人有言曰：“虽鞭之长，不及马腹。”天方授楚，未可与争。虽晋之强，能违天乎。
不能救宋。古人说过，鞭长莫及。上天正在保佑楚国，不能同它争斗。晋国虽然强盛，怎么能违背天意？
成语“鞭长莫及”出自这里。
两年多前的邲之战，晋国败于楚国，现在又在和秦国作战。宋楚之战，正好消耗楚国实力。而且，如果这一次救宋再败给楚国，那恐怕中原逐鹿就再也没有晋国的话语权了。拒绝的理由可以千万条，“鞭长莫及”肯定是最陋的一条。不过大国不行动，嘴炮必须打，不然会失去信用，以后没有小弟来跟了，所以需要忽悠宋国去死杠。
于是，晋国就派了个使臣去宋国，转告一句话，晋国已经出动全部的军队来救你了。
使臣走到半路被郑国人抓住，移交给了楚国。楚庄王让他去跟宋国人说实话，这个使臣倒是条汉子，假装答应，被送到楼车上喊话，但他豁出性命不要，还是按照晋国的指示办了。“晋师悉起，将至矣。”这句无耻的谎言终于送到了宋人的耳朵里。
弱者的坚持
听说晋师将至，宋人的信心一下爆棚了，拿出死磕的精神等待晋国的援兵。宋都城墙坚厚，宋人守城能力又是天下第一，这一仗打成了春秋时期为期最长的围城战，整整九个月。宋国打到了 “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的地步。没东西吃了，交换自己的小孩吃，没柴禾了，就用死人骨头当柴烧。城外的楚军也好不到哪里去，四周没有粮食，只能从遥远的老家运来，又要担心晋国这样的大敌在背后插刀，坐收渔翁之利。眼看大家都撑不下去了，最后的结果，是楚军后退三十里，两国签订盟约。这是给宋国极大的面子，表示签的不是城下之盟，两边相对平等。《左传》的表述是：宋及楚平。
盟约的核心八个字：“我无尔诈，尔无我虞。”咱们谁也别骗谁。
从此以后，我们的文化中，有了“尔虞我诈”这个成语。其实，骗子们的法宝，就是把方的说成圆的，黑的说成白的，地上的吹到天上去。始于作伪，终于无耻。而我们的对策只有一条，周星驰在电影《九品芝麻官》里说了：“贪官奸，清官要更奸。”好人只有比坏人更清醒更聪明，不被洗脑，才能做出防范和反击。
这次逼平楚国，虽然代价惨痛，但对宋国的战略意义是巨大的。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从此楚国不敢轻易招惹宋国，晋国也自认对宋国有所亏欠，对宋国的事情只有诸多照顾。五十年后（公元前546年），晋楚两国还带着各自的盟友到宋国会盟，史称“弭兵之会”。这次大会成效显著，此后差不多五六十年，中原再无大战。直至春秋末期，宋国始终和平。
政治的嘴脸
战争，只有小民的悲惨是永恒的代价。宋国都城在睢水以北，此地也正是1300多年后，唐朝安史之乱时，名将张巡死守的睢阳。那次睢阳之战的结果也是易子析骸，粮尽食人。城破之时，四万睢阳人仅存四百，真是人间炼狱。
为了解释这种局面的出现，当时晋国的干部，对怎样做一个大国，提出了重要的理论创新：
谚曰：“高下在心。”川泽纳污，山薮藏疾，瑾瑜匿瑕，国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左传·宣公十四年、十五年》）
处理问题是高调还是认怂，要根据具体形势作出判断。鱼缸可以纯净，但河流与湖泊就得容纳污垢，盆景可以小清新，但山林与沼泽一定会有病虫害；所以美玉难免有瑕疵，做国君的需要坚忍和装逼。这就是天道。身为大国，下的是一盘很大的棋，急不得。
“藏污纳垢”，是这场战争给出的第四个成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