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修（1811—1871），字敏斋，浙江萧山人，道光十九年（1839）举人，历任内阁中书、侍读、福建道监察御史、云南道监察御史、顺天府丞、通政司副使、大理寺少卿、太常寺卿等职。其家世显赫，父亲汤金钊官至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太保衔；女婿翁同龢官至协办大学士，身膺同治、光绪两朝帝师。
汤修心怀天下，与曾国藩多有书信往来，二人以尺牍为载体，共论平乱大计，同忧家国安危。
■文/ 傅浩军 朝同列
观人察势，预判江浙沦陷危局
汤修为人耿介端方，交友审慎有度，毕生研求经世致用之学，深谙治乱兴衰之理。凡兵赋刑法、农田水利等国计民生要务，他无不深究始末、穷源溯流，屡次向朝廷上书奏折，就办理团练、抗击英法联军、谏阻咸丰出巡等要务建言献策，尽显忠臣本色。他于时事变局常有独到见地，能精准预判事态走向，从禁烟风云到太平天国运动，再到科场积弊，其诸多预言皆一一应验，尽显远见卓识。
咸丰六年（1856），汤金钊逝世，汤修护送父亲灵柩南下归乡。途中，他偶遇正在丁忧的友人吴昆田。彼时汤修寓居东长安街头条胡同，便邀请吴昆田回京后暂住自家府邸。
咸丰八年（1858），吴昆田守丧期满，如约前往汤府。而汤修亦在守丧结束后，自萧山返回京城复职。汤修风尘仆仆刚一下车，便长叹一声：“江、浙两省恐怕要沦陷了。”吴昆田闻言大为惊愕，连忙追问缘由，汤修答了一句：“以何桂清知之。”
彼时，太平天国运动已然风起云涌，太平军东征西讨数载，攻克南京并定都于此，势力遍及十余省份，清廷疲于应付，一时焦头烂额。何桂清时任两江总督，因上奏平乱方略深得咸丰赞许，后又因清军攻克镇江之功，被加封为太子少保，一时风光无两，俨然成为东南地区的军政核心人物。
此前，汤修北上进京途中路过常州，专程前往两江总督府拜访了何桂清。只见何桂清衣着光鲜、面有骄色，言谈举止间颐指气使，谈及平叛战局更是口出狂言：“金陵指日克复矣！”汤修见此情形，心中暗忖：古人云“举趾高，心不固”，说的正是何桂清这般恃功骄矜之人，如此傲慢自大，刚愎自用，岂有不败之理？
他不禁心生疑惑，何桂清的底气何来？莫非是倚仗江南提督张国梁的骁勇善战？于是，汤修又急忙前去拜访张国梁。
张国梁彼时正重建江南大营，率军围困天京，肩负着遏制太平军东进的重任。然而，汤修见到的张国梁却举止轻率、坐立难安，谈论起军事方略时更是夸夸其谈、言辞浮夸，全无将帅应有的沉稳持重之风。汤修见状，心中再次叹息：古人选任将领，必定青睐雄杰敦厚之人，果然是有道理的。
不久之后，事态的发展印证了汤修的判断。太平军集中兵力大破江南大营，张国梁战死沙场，何桂清则弃城而逃，苏州、杭州相继陷落，江浙地区陷入战火之中，百姓流离失所。
吴昆田后来曾作《常州》一诗，其中“轻躁先知独太常”一句，正是对汤修观人于微、预判精准的赞誉。
条陈四策，擘画平乱全局方略
太平天国运动席卷东南，晚清统治岌岌可危。
汤修心系乡邦与天下，其家乡正处于战乱核心区域，亲人宗族的安危与家乡的存续时刻牵动着他的心。其时，曾国藩率领湘军转战江淮，屡挫太平军锋芒，成为维系清廷危局的核心力量。咸丰十一年（1861）十二月八日，汤修怀着忧国忧民之心，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献上四条对策，直指平乱核心，展现出极高的战略眼光与经世智慧。
其一：“皖省宜先肃清以固根本也”，应先肃清安徽以稳固根本。
江苏、浙江是国家财赋重地，战乱不止，则民生不安，漕粮赋税也无从征收，本应首当清剿。然从前金陵可克而不克，苏州、常州可保而不保，宁国、徽州、金华、衢州可扼而不扼，以致东南半壁江山尽数沦陷。如今全靠大帅渡江转战，千里奔命，且不论胜败乃兵家常事，战局难以预料；即便大帅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可太平军采取流动作战之策，打了就跑、不守空城，与官军周旋往复、相互牵制，要想在数月之间彻底扫荡贼寇，又谈何容易？
此策，汤修打破了“急攻江浙”的惯性思维，提出“先固中原、再图东南”的全局策略，认为唯有肃清安徽及北方隐患，才能让曾国藩“专力东下”，同时通过屯田、选兵充实军力，为长期作战奠定基础，这一建议切中了当时“顾此失彼、根基不稳”的战局要害。
其二：“江浙宜严防扼以杜回窜也”，应严密防守江浙以杜绝乱军回窜。
我汤修是浙江人，祖坟在萧山，宗族亲友也都在萧山，怎不希望早日扫清乱军，还家乡一片安宁？但为天下大局考虑，着实有不得不慎重之处。如今太平军已成流寇之势，专挑富庶之地劫掠，粮草耗尽便转移，行踪飘忽不定。当前宁波、绍兴已然沦陷，富贵人家全被劫掠一空，乡间无赖投其麾下，乱军势力壮大，观其动向，恐已有回窜江西之意。
此策，汤修则基于对贼寇“流窜劫掠”习性的精准判断，提出“围而不攻、断其粮源”的策略，既避免了贼寇逃窜引发的更大动荡，也抓住了“粮草为贼寇命脉”的关键，展现出对战场细节的深刻洞察。汤修家乡处于战乱核心区域，但他并未局限于一己之私，而是以经世之才洞察时局，站在全局高度为曾国藩献计献策，展现出传统士人的家国担当与战略眼光。
其三：“吏治急宜讲求以清乱源”，应紧急整顿吏治以肃清乱源。
各省叛乱纷纷四起，究其根源，其果有豪杰之才、图谋非分者乎？或非全然如此，更多是那些犷悍之徒痛恨贫穷、困窘之人走投无路，才铤而走险，沦为贼寇，此中根源，皆因地方官吏不善抚驭百姓所致乎？为何民沦为贼寇者，日出不穷，而贼寇散而为民者，复而沦为贼寇者乎？今之吏治实难以言矣！即便所称精干之官员，唯强取豪夺之才，而所谓循吏之官员，大抵恪守小廉小节而已。放眼天下，还有徇国忘身、爱民如子之贤能官员乎？
汤修此策直指太平天国运动屡剿不灭的根源，吏治腐败，百姓之所以铤而走险，并非天性叛逆，而是地方官吏苛政盘剥、抚驭无方所致。他主张“治兵先治吏”，通过精选贤能、加重职权、久任严罚等手段整顿基层吏治，从根本上安定民心，断绝乱源。这一见解跳出了单纯“武力平叛”的局限，体现了“安民为平乱之本”的思想，是极具远见的治本之策。
其四：“军律必宜明信以昭功罪也”，应严明军律赏罚分明以彰显功过是非。
国家以宽厚为本、崇尚包容，自不屑以严苛为治国先。然军队必严以律，方能令行禁止，否则纲纪松弛，即招致祸患。奖赏与功劳不相称，不仅未能激励将士奋勇杀敌之用，反而挫伤将士报国之心；有罪之人未受惩处，不仅无法彰显朝廷之恩威，反而诱发将士藐视法令之念。
近迩，守城官员弃城而逃，带兵将领避寇不战，往往能得宽大处理；甚至有受恩至重之大臣，被逮捕关进诏狱后，尚能借故拖延、设法解脱，如此这般，赏罚不明，功过不分，又怎能让将士们信服、振奋士气？汤修此策聚焦于军队建设的核心，军纪与赏罚。当时清军军纪松弛、赏罚不明，是导致屡战屡败的重要原因。他主张以严刑峻法整肃军纪，强调“有功必赏、有罪必诛”的原则，哪怕是皇亲国戚也不能例外。这一主张契合了乱世用重典的治军思想，也为曾国藩整饬湘军、打造一支纪律严明的铁军提供了重要参考。
汤修致曾国藩的书信，是典型的“献策之书”。彼时东南战局糜烂，曾国藩率军渡江转战，虽奋力拼杀却难以快速荡平太平军，而北方隐患又日益凸显。汤修深感局势危急，担忧“变生不测，则大帅无金汤可恃，而烽烟且自达甘泉”，于是主动提笔，向曾国藩条陈四策，希望为其平乱提供指引。
这封信既是汤修对时局的深度思考，也是他对曾国藩的信任，在他看来，唯有曾国藩能肩负起平乱重任，故将自己的经世之见和盘托出。
纳言布局，曾国藩稳固东南根基
咸丰年间，太平天国运动风起云涌，昔日富庶的江浙财赋之地沦为战场，金陵、苏常、宁徽等战略要地相继失陷，东南半壁江山尽数陷落。北方又有捻军纵横驰骋，苗沛霖、李昭寿等地方势力心怀异志，割据一方，与太平军、捻军形成三足鼎立的动荡格局，京畿屏障齐豫之地亦岌岌可危，清廷统治摇摇欲坠。
在此危难之际，曾国藩成为维系清廷危局的核心力量。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晚清第一名臣，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
此时，曾国藩身居两江总督、湘军统帅之位，肩负平乱重任，被清廷寄予厚望，是清军对抗太平天国的核心支柱，史称“曾涤生制军”。他手握重兵，转战千里，既要应对战场上的瞬息万变，又要统筹粮草、协调各方势力，肩头承载着维系王朝存续的沉重使命。
咸丰十一年（1861）九月，湘军攻陷安庆，这是太平天国战争的重要转折点，曾国藩随即移住安庆，他被加太子太保衔，督办苏、皖、浙、赣四省军务，其巡抚、提镇以下悉归节制，定三路军进军之策：“以围攻金陵属之国荃，而以浙事属左宗棠，苏事属李鸿章，于是东南肃清之局定矣。”
曾国藩收到汤修的信后，于十二月二十四日回信，言辞恳切，信中称他“敏斋世兄”，写道：军务纷繁忙碌，许久未曾修书问候，来信满是殷切关怀，对我过誉有加，并承条陈四事，为我用兵指南，感佩无既！我屡次蒙受破格提拔恩遇，无以回报。近来又接管浙江军务，深感力小任重，越发担心辜负朝廷重托。我已上奏力辞，恳请朝廷将浙江军务专交左宗棠督办，同时又函催左宗棠率军驰援浙江，谁知左宗棠未出江西，叛贼杨辅清已率军围困徽州。无奈之下，我急令援军取道徽州，迎头截击叛军，望能打通徽州、严州一路，进而驰援杭州。不料，上海传来消息，杭州已于上月二十八日失陷。今浙江全境已陷，湖州孤城恐难保全。江苏、浙江乱军连成一片，东南战局不堪设想，非独你家乡遭此浩劫也。敝处粮饷匮乏、兵力单薄，实无力兼顾浙江战局，愧愤交并！来书控扼江浙之议，实是高瞻远瞩，早已预见了如今之局势。通盘考量你的谋划，愈发钦佩你的远见卓识。徽州围困之乱军至今未退，显有向北进犯之谋。本月初八之后，我军接连出击，屡次获胜。左宗棠先头部队已入徽州境内，或可转危为安。此后，我拟请左宗棠驻守徽州与衢州交界地带，以右顾江西，左援皖南，先保尚未沦陷之区域，再图收复失地。
曾国藩的回信，一方面，他对汤修的“眷注殷拳”与“卓识”表达感激，坦言自己“力小任重，益虞陨越”的忧虑，并告知自己已疏请左宗棠专办浙江军务、催援徽州等部署；另一方面，他向汤修通报浙江战局的恶化，杭州失陷、全浙沦陷，恰恰印证了汤修“严防江浙贼寇回窜”建议的预见性。
汤修与曾国藩屡通书信，同治元年（1862），汤修又给曾国藩写信，关切曾国藩的军务与身体状况，表达对前线战事的牵挂；赞许曾国藩此前的军事部署，尤其是左宗棠驻守徽衢、稳固后方的策略，与自己“先固根本”的主张不谋而合；针对苗沛霖作乱、江浙援军调度等新情况，提出补充建议，以及自己在宜兴购置田产之事，等等。
十月九日，曾国藩回复汤修信，字里行间满是关切，写道：丁直牧到安徽，我收到你的来信。信中满是挂念关怀，对我称赞实在太过，让我既感激又越发惭愧。你在江苏宜兴购置田产，颇有苏轼随缘归隐的雅韵；又像王太常那般涵养德行、珍藏善品，声名远扬却不事张扬。遥想你闲雅自在，心中满是赞誉。左宗棠收复富阳后，便进军谋划攻打杭州。因江西、安徽是浙江军队之后方，必妥善筹划、兼顾两地，须分兵防守；待皖南乱军肃清，方可一意进取，平定全浙。今已谢绝外国援军，你家乡当复安宁。这边军事：我弟曾国荃在雨花台，已将南京城外东南方向叛军营垒全部攻破，叛军粮草渐可切断。上海各路军队，接连收复震泽、江阴，正进攻苏州城。苏州娄门、葑门、盘门三座城门外之所有桥梁、险要据点，已尽为我有，战事进展顺利。只是苗沛霖十分猖獗，在淮河沿岸地区烧杀抢掠、祸害百姓。好在最近援军大量集结，安徽临淮关一带已能自保。但蒙城那边，粮草已经断绝，被叛军紧紧围困，恐难保全，我心焦虑。知你关心战事，故告知一二。
曾国藩对汤修来信的回应，此时战局出现些许转机，曾国藩主动向汤修通报军情：左宗棠克复富阳后进规杭城、其弟攻破金陵城外贼垒、沪上诸军连克要地，同时也提及苗逆猖獗的隐患，既让汤修了解全局，也暗含对其持续关注战局的回应。
曾国藩的回信，尽显其谦逊务实的处事风格与对人才的重视。面对汤修的献策，他没有以“大帅”自居，反而坦言自己“屡膺非分，报称无闻”，对汤修的“通盘筹画”由衷佩服，明确认可其“控遏江浙”建议的预见性，这对于手握重兵、身居高位的曾国藩而言，实属难得。更重要的是，曾国藩的军事部署与汤修的建议形成了隐性呼应，他计划让左宗棠“驻扎徽、衢之交，右顾江西，左顾皖南，先保完善之区，再图恢复之计”，正是对汤修“先固根本、再图东南”策略的践行。
此外，曾国藩在回信中主动通报军情、问候家属，将“战略探讨”与“私人关切”相结合，展现出对汤修的充分信任与尊重，正是两人交往的核心底色。
汤修与曾国藩，书信两端的二人，身份境遇截然不同，一个是身居朝堂的京官，一个是统兵在外的统帅；一个以笔墨献策，一个以刀兵平乱，但他们却怀揣着相同的家国情怀，没有朝堂之上的繁文缛节，也没有利益交换的世俗纠葛，唯有乱世中对家国安危的共同忧虑，与对平乱安邦的共同追求。汤修以士人之心，献经世之策，不求功名，只为家国；曾国藩以大帅之身，纳友人之言，不矜权势，只为平乱。数封尺牍，既是两人战略智慧的碰撞，也是彼此家国情怀的共鸣，更是晚清乱世中，士人与统帅之间“以道相交、以志相契”的生动见证。
曾国藩在书信中对汤修的尊重与认可，汤修在书信中对曾国藩的信任与期许，共同构成了一段跨越身份的知己之情，也为那段动荡的历史，留下了一抹温情与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