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沅哲 卢卓琳 孟再励
所有的远行，都始于对根源的回望。
临近年末，当亚洲及南太平洋地区21国携手成立“南岛语族与海洋文明专委会”时，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寻根”之旅全新启动。沿着这条“根”的脉络，向时间深处回望，目光最终会落在杭州湾。基于福建壳丘头遗址（6500-5500年前）与南岛语族的相关考证，距今8000年的跨湖桥文化，像是这段海洋史诗中最生动辉煌的序章。
一个大胆猜想成了惊破冬日的回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家、跨湖桥遗址考古领队蒋乐平，长期致力于跨湖桥文化研究，他提出：跨湖桥先人，或是南岛语族人祖先。
南岛语族，多依南太平洋海岛而居，有着卓越的海洋适应性与航海能力。由浙江6地市15处遗址串联的跨湖桥文化，也被认为具有鲜明海洋特性。
一叶独木舟、一抔古稻种、一座贝丘址，它们首次因南岛语族被共同提及，勾勒出跨湖桥文化史前海洋文明的隐秘版图，而这都是诠释两者关系的重要依据来源。
一舟
远洋造舟术遇上追日信仰
一直以来，跨湖桥的文明叙事都被固化为内陆农耕湖畔遗址，然而这些年的研究彻底颠覆这一认知。
南太平洋群岛中，南岛语族以独木舟为最重要交通工具，且保留着中国东南地区许多史前文化习俗，学术界公认他们就是大陆迁徙过去的。蒋乐平认为，在杭州湾遭遇海侵的大背景下，跨湖桥人的迁徙之谜，要从独木舟的行踪中寻求答案。
这一论断，源于舟的形态。跨湖桥遗址考古现场这只独木舟当初被固定在木架之上，周边有石锛，有用于绑扎的长木，有纤维质编织物、鱼骨、浮标等，这不仅是一条修复效果良好的旧舟，也是可供迁徙远洋的边架艇，因为在独木舟上绑木架和“帆”可以在航海迎击风浪时增加船体稳定性。
无独有偶，远在南太平洋的独木舟有相同属性。据南太平洋独木舟资料记载：“……但两旁则有浮木以增加其平稳。这些平衡的浮木大概有半个独木舟长，并且穿过船壳的洞，用纤维质东西使其稳固在每一边上。”独木舟旁发现的辅助木料，大小、体量均与独木舟舟体匹配。
“中华第一舟”造船技术堪称巅峰，采用整棵巨木火烤刳制而成，展现出高超工艺。同时，边架艇也非内河湖泊日常所需。可以想见，跨湖桥人彼时已掌握驾驶独木舟在海边，甚至向海洋深处扬帆远航的能力。
跨湖桥先人有远航能力，也有原始动力。他们刻在陶土上的太阳纹，似乎是一种精神的觉醒，他们不被动承受自然，甚至在心底萌发“追随太阳，驶向光明远方”的念想！这信仰，让那棵巨大的马尾松，不再是单纯的木材，而是一艘劈波斩浪的舟。
一稻
见证跨湖桥先人远征
“南岛语族溯源跨湖桥先人”这一大胆猜想，让内陆地区以稻作农耕为支撑的跨湖桥文明迈向了更深远的大洋。
近年来，随着多学科交叉融合发展，南岛语族先民的航海路径进一步清晰。福建考古界取得一系列与南岛语族相关的重大发现，并将台湾新石器文化溯源到福建。那么，福建的新石器文化又源自哪里？福建平潭国际南岛语族研究院院长范雪春的研究表明，从原始农业的传播路线来看，很可能与浙江河姆渡文化的南下有关。福建出土了距今5000年的碳化稻谷、粟（小米）。比较肯定的是，长江中下游的稻作农业影响了福建。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陈胜前在最新一期《南方文物》的发文，深化了南岛语族起源扩散与浙江史前稻作农业的渊源。同属于跨湖桥文化的上山文化遗址（10000年前）已出现稻作农业,到了跨湖桥与河姆渡阶段，生活在湿地环境的先人早已广泛利用湿地多样的资源延续其发展。福建是吸引北方移民的重要区域，长江中下游与钱塘江流域的稻作人群，极大可能是迁移到包括福建在内的东南沿海地区，再移民到太平洋岛屿的。
有趣的是，人类学领域的研究也指向此密切渊源。著名人类学家林惠祥曾提出，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百越族是南岛语族的一支来源。
“百越”作为一个海洋性族群，族群支系繁多，包含吴越、于越（越国前身）、瓯越、闽越等分支，地域从浙江、福建、广东一路延伸到越南北部。这些人并不“原始”，他们是迄今最早种植水稻的族群之一。
人类基因研究专家王传超表示，从目前的研究看，福建、浙江和广东的南方汉人几乎都有百越人成分，显示历史上有过基因交流。
无论是史前稻作农业，还是人类学研究都指向“跨湖桥先人是南岛语族祖先”这一论证。
蒋乐平表示，跨湖桥文化是百越文化的重要源头。跨湖桥遗址、河姆渡遗址所属地均为古会稽。若要整体考察中国东南地区的海外扩张历史，必须从跨湖桥文化说起，其对海洋的利用和适应，奠定了这一地区海洋文化的基础。
一遗址
向海而生的基石
在中华文明起源的宏大叙事中，浙江史前遗址正揭示一个被长期低估的辉煌维度——源远流长的海洋文明。当前，跨湖桥文化的分布已扩展至浦江上山、余姚井头山、衢州皇朝墩等15处遗址。其中，井头山与跨湖桥遗址就像一对璀璨的“海洋双子星”，一个展现先民“吃海”的生存智慧，一个见证了其“闯海”的磅礴雄心，共同展示出跨湖桥先人从适应海洋到征服海洋的文明演进链，为探索中华文明海洋基因与南岛语族起源提供了关键实证。
考古是一项长期主义，一个个遗址的到来向蒋乐平展示着时间之魅。井头山（约8300-7800年前）遗址之所以归属于跨湖桥文化，是因为“井头山遗址陶器及骨木器的文化面貌与跨湖桥遗址具有很大相似性，陶器最大类的釜、罐两类器物，几乎完全一致。两处遗址的埋藏环境几乎也是一致的。”两者年代有重叠，文化上一脉相承。
如果说井头山遗址诠释了“生存于海”，跨湖桥遗址则展现了“志向于洋”。但后者在精神与技术层面实现了关键飞跃。独木舟，是“闯大洋”梦想的物质结晶。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家、井头山遗址考古领队孙国平致力于史前海陆变迁与人地关系研究，他说，“从制造工艺上看，跨湖桥独木舟可用于海上航行，或与南岛语族有航海技术联系。”
井头山作为中国沿海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埋藏最深的海洋贝丘遗址，就像一本“海洋生存教科书”。它证实了在8000年前的杭州湾南岸，先民已发展出高度专业化、可持续的海洋生计模式。靠海吃海、驭海而生是早期的航海迹象：泥蚶、牡蛎、海螺等巨量海生贝壳及鱼镖、渔网等渔猎工具的出土表明，其对潮间带资源了如指掌，海洋蛋白已是稳定的食物来源。出土的木桨等早期航海工具和生活遗存，暗示他们已会造舟，在近岸水域捕捞、交通。
作为最早的“弄潮儿”，跨湖桥人是第一批占领河口地带的征服者与开拓者。蒋乐平进一步解释，从位于河流上游的上山文化到下游河口的跨湖桥文化，本质上，跨湖桥人选择了一个资源更丰腴，但又易遭受水患的环境，这体现了先民开拓进取的“弄潮儿”精神。
“在跨湖桥文化与南岛语族的溯源过程中，我们发现中国东南沿海存在一个连续且先进的史前海洋文化谱系，这为保护沿海文化遗产提供了长达8000年的历史纵深，使文化保护从‘陆地中心’转向‘陆海并重’。这也将推动跨学科研究、跨国界保护，成为强化文明交流的纽带。”蒋乐平说。
从跨湖桥到南岛语族，一条文明迁徙与交流的足迹被隐隐勾画。中华民族的性格里，有大陆文明的厚重，也具海洋文明的豁达。它照见了杭州迈向“海洋时代”的雄心。城市的格局，因一段被重新发现的历史文明变得更加开阔自信。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今天，那敢于造一叶舟就驶向茫茫水域的原始勇气成为当下的精神支撑，回应着我们内心对探索、对突破、对连接世界的渴望。
20年之于8000年，不过一瞬。但这一瞬，跨湖桥完成了从静默考古坑到对话世界的文化客厅的蜕变。
每当潮水涌起，我们仿佛听见，8000年前的先民用木桨划破水面的声音，文明像涟漪一样扩散。那声音在说：出发吧，拥抱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