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凯钧
初冬的湘湖，湖面上薄雾轻笼，压湖山岛却热闹非凡。2025年11月16日，这里正举行一场别开生面的“湘湖论剑2025——中国视谷产业生态大会”。这不是金庸笔下的武侠小说场景，而是150多位科学家、企业家和创新先锋的真实聚会。他们讨论的不是武功秘籍，而是“视谷窗口·湘湖新城”的未来发展。会议的目标很明确：以学术界与产业界的深度探讨为桥梁，推动技术创新、促进产业融合、集聚高端人才。就在三天后的11月19日，湘湖再次成为焦点。“2025世界旅游联盟·湘湖对话”在这里开幕，来自全球3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0位旅游业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探讨“破界共生：探索旅游业的无限可能”。
从硬核的科技“论剑”到开放的行业“对话”，湘湖这个如处子般深藏闺中的湖泊，正在以令人瞩目的姿态站上时代舞台。这一切，不禁让人好奇：这片湖水究竟有着怎样的前世今生？它又是如何完成这场华丽转身的？
要理解今天的湘湖，我们需要穿越时空，回到千年前的那个春天。
北宋奠基，“学霸县令”的治水智慧
湘湖地区，早在跨湖桥先民来到之前，因数万年前的海侵经历了多次“陆地-浅海-陆地”式的巨变，跨湖桥遗址也在海侵中沉埋于海底。从春秋战国到唐末五代，湘湖扮演了江湾、湖泊、浅沼、农田等多个角色，直到北宋末年，这一片洼地迎来了命运转折。
正和元年四月，补授越州萧山令的杨时正式上任。萧山的老百姓对新任的父母官有着一如既往的期盼。因为萧山城西的这片水域不断淤结和填湖造田，越来越小，慢慢干涸，蓄洪和灌溉的能力逐渐减弱，其周围的九个乡碰到雨季，要受洪水侵蚀，碰到旱季又因干旱而困扰，修筑湘湖的呼声已经很高了。那这次县令是否能顺应民意办成这个事呢？
此时的县令，杨时，可不是普通的官僚。他是“程门立雪”故事的主角，程颢、程颐的亲传弟子，正统的理学传人。但与其他埋头经典的学者不同，杨时深信“理学贵在经世致用”，学问要能解决实际问题。
杨时的构想相当精妙，利用湘湖特殊的地形，“湘湖积水环以山，山所不周，为堤补之”，天旱时开闸放水灌溉，雨涝时闭闸蓄洪。这个方案在今天看来或许平常，但在900多年前，却是极具前瞻性的水利工程理念。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工程面临着三大难题：第一，技术难题，如何来修筑这个大水库和确定合理的排水口？第二，资金难题，县衙库银有限，如何筹措工程款项？第三，利益协调，蓄水会淹没部分土地，如何说服相关百姓？
杨时展现出了卓越的项目管理能力。在技术上，他走访当地老乡绅，亲自带队勘测，现存的史料记载，他“集耆老会议，躬历其所，相山之可依与地之可圩者，增庳补狭，但筑二塘于北、南”，这种科学态度在当时难能可贵。在资金筹措上，可谓是中国历史上较早的“政府牵头，民间众筹”的典型案例，县里拨出官田一部分；受益的乡调整出庙田、宗族公田一部分，按数补偿失地农民，并按照灌溉受益面积的比例，由九乡百姓共同出资出力。在利益协调上，采用“均包糊米”的制度，被淹田地原应缴的税粮由受益农田均摊，使成湖之后田赋不减，后来，这个制度成了湘湖水利共同体的最基本制度。
“未几湖复”，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政和三年（1113），一个周长80余里、湖面37000多亩，可灌溉九乡十四万六千余亩农田的大型水利工程终于建成。《萧山水利志》记载，工程建成后，“九乡之田，均受其利，无复旱涝之忧”，这是一举多得的综合效益。
湘湖水利系统的精妙之处在于它的整体设计，工程包括了堤坝、水闸、引水渠、溢洪道等完整体系，杨时建湘湖时已筑8闸，以后不断增补，最多时有“十八个水口”放水系统，能够根据各乡需水量精确配水，避免了用水纠纷。湘湖的建成，使萧山从“农业困难户”一跃成为“鱼米之乡”。史料记载，工程完工后的第二年，萧山粮食产量翻了一番。
当然这也是北宋水利建设热潮的缩影，湘湖的成功不是孤例。它背后是北宋全国性的水利建设热潮。王安石变法，第一要务就是“兴建水利，垦辟荒田，户口增，民获安”，同时期，福建木兰陂、它山堰等著名水利工程相继建成，代表了宋代水利技术的最高水平。
湘湖工程集中体现了宋代水利技术的几个特点，一是科学性，重视前期勘测和数据分析；二是系统性，工程与管理制度的同步设计；三是人民性，真正从百姓需求出发。这些特点，让湘湖成为宋代水利工程的典范之作，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水利遗产。
明清困局，守护与争夺的拉锯战
湘湖自杨时筑湖以后，一直处于各种争端的漩涡，史料记载，大规模的争斗不下20次，争斗的焦点无非就是保湖与废湖、侵占与清退、开垦与禁垦，宋元时期已有记载相关事件。至明朝建立后，中国迎来了一段相对稳定的发展期，人口快速增长，在全国而言，明洪武年间不到7000万，到万历年间约1.5亿至2亿，湘湖周边同样面临人口增加，但耕地面积增长有限的问题，“人地矛盾”日益突出，人口压力下的资源争夺就此拉开。加之浦阳江改道，湘湖周边水利条件改善，湘湖的水利价值弱化，周边淤涨的湖田成为各方势力觊觎的目标。一些豪强大户开始“悄摸围垦”，今天占一角，明天围一块，湖面在悄然缩小。
在这场“保湖”与“垦湖”的拉锯战中，站出来一个重量级人物
---魏骥，他是萧山城厢镇人，曾参与编修《永乐大典》，官至南京吏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中央组织部部长，当然，南京当时是陪都，分量自然要轻一点。退休还乡后，这位77岁高龄告老还乡的老人发现记忆中的湘湖已面目全非：“湖身日蹙，水道壅塞，灌溉之利大减。”更让他痛心的是，由于湖面缩小，调蓄能力下降，旱涝灾害重新频繁发生。“每遇霖雨，洪水横流，田禾尽没；稍逢干旱，禾苗枯槁，民无所依。”魏骥毅然投身护湖事业，他主要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实地调查。他“亲历其地，逐一勘察”，详细记录了被侵占的湖田面积、侵占者身份等信息，为清退工作提供了确凿证据。二是利害分析。他撰写的《萧山水利事述》，用大量数据和案例阐述了保护湘湖的重要性，成为护湖派的“理论武器”。三是制度重建。他主持修订9项具体措施，完善了水资源分配、工程维护、违规处罚等规定。在魏骥的努力下，大部分被占湖田得以清退，湘湖生态得到初步恢复。但年迈的魏骥深知，这只是一时的胜利。在临终前，他将护湖的接力棒交给了门生何舜宾。
何舜宾没有辜负老师的托付。这位曾任监察御史的官员，以刚正不阿著称，“遇事敢言、无少挠避”，人称“何静街”。还乡后，他继魏骥遗志推进护湖事业，却因此触动了地方豪强的利益。地方豪强勾结贪官县令邹鲁，罗织罪名将何舜宾迫害致死，何舜宾小儿子何竞，悲愤交加，召集亲族故旧制定复仇计划，把县令打得双目失明，后被充军。何竞自报仇之后，一直为父戴孝，直至去世，人称“何孝子”。这场付出生命与鲜血的斗争换来了湘湖一时的平静，清占工作全面展开。这个真实的故事被编为戏曲《肖山邹知县湘湖记》收入进我国目前最早的戏曲摘汇选刻本《风月锦囊》，此刻本经传教士传入欧洲，收藏在西班牙皇家图书馆。
如魏骥、何舜宾这样的仁人志士前仆后继守护湘湖，清初著名学者毛奇龄，也是不遗余力保护湘湖，毛奇龄的祖母是何舜宾的孙女，因此，他对湘湖的保护有一种发自内心的使命感。尽管如此，湘湖的萎缩趋势在明清时期仍难以根本扭转。深层次的原因是人口与资源的矛盾。清朝乾隆年间，萧山人口突破三十万，耕地压力更大。在“民以食为天”的现实面前，生态保护往往要让位于粮食生产。另一重要原因是管理制度的松弛。随着时间推移，原有的水利管理制度执行越来越不到位，“人情水”“关系田”现象普遍，加速了湘湖的淤积和萎缩。到清末，湘湖已从北宋时期“周八十里”的浩瀚水面，萎缩成“湖田交错、港汊纵横”的复杂地貌。虽然仍发挥着灌溉功能，但已难复当年盛况。
当代新生，生态回归与全面发展
1949年7月，浙江省人民政府成立，9月开始整顿省内各农场，历经多维调整，最后调整隶属级别，重新确定功能，陆续完善架构，于1963年更名为“萧山县湘湖农场”，成为县属农场。到2000年，湘湖农场有耕地1879亩，鱼塘404亩，果树茶园67亩，苗木花圃635亩，股份制企业11个，年总产值1.3亿元，在经济建设中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与此同时，砖瓦业再度兴起。
湘湖湖底优质的黏土是制作砖瓦的上好原料，砖瓦业在清末民初曾一度繁荣，抗战期间衰退，新中国成立后，再度发展，到80年代有15个砖瓦厂，最高时年产量超过40000万张，是萧山“全市产值最大的部门之一”，“山脚窑烟”一度成为湘湖一景。
20世纪80年代以来，萧山经济实力不断增强，90年代，萧山在全国县（市）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指数排名中已名列前茅，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社会的环保意识开始觉醒，从思想上从“要温饱”到“要环保”转变，湘湖在萧山的干部群众心目中的地位逐渐发生变化。
1995年，萧山申报省级“浙江湘湖旅游度假区”得到省政府批准，规划面积9.25平方公里，恢复湘湖的序幕正式拉开，各项恢复建设接连上马。2001年、2002年跨湖桥遗址进行了两次大规模发掘，取得了重大的成果，2003年启动湘湖保护与开发工作，到2016年，湘湖三期工程全面完工。湘湖的保护与开发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主要包括，一是退田还湖，这是最艰难的一步。要让已经耕种多年的农田重新变成水域，涉及大量农户的搬迁安置。政府采取了“分期实施、合理补偿、就业帮扶”等综合措施，稳妥推进这项工作。二是污染治理，关停所有砖瓦厂和污染企业，切断污染源。同时建设完善的污水处理系统，确保入湖水质。三是清淤疏浚，清除湖底淤泥和污染物，恢复湖泊的正常水深。四是生态修复，重建水生植物群落，放流本地鱼种，恢复生物多样性。同时建设环湖绿道、湿地公园等配套设施。五是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在修复过程中，特别注意保护湘湖的历史遗迹，如越王城遗址、跨湖桥遗址等，实现自然与人文的和谐统一。经过持续努力，湘湖的水域面积从最低谷时的不足2000亩恢复到9000多亩，水质从劣V类提升到二类，鸟类从不足20种增加至近100种。
如今的湘湖，已经形成了六大发展维度，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六边形战士”。
历史维度。跨湖桥文化的命名具有里程碑意义。跨湖桥遗址博物馆展示的“中华第一舟”——距今8000年的独木舟，将湘湖的历史纵深一下子拉到了史前时代。这意味着湘湖区域的文明史比河姆渡文化还要早1000年，一时改变了人们对浙江文明起源的认知。
国际维度。世界旅游联盟总部的永久落户，使湘湖站上了世界舞台。每年举办的“湘湖对话”系列活动，吸引了全球旅游业界的目光，使湘湖成为世界旅游产业的重要对话平台。
生态维度。通过持续修复，湘湖已成为生物多样性丰富的生态示范区。监测数据显示，这里现有记录鸟类96种、水生植物31种、鱼类26种。其中凤头鹰、雀鹰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的珍稀鸟类出现，更是生态环境改善的最好证明。
科创维度。“院士岛”“湘湖论剑”等平台汇聚了大量创新资源。特别是“湘湖论剑2025——中国视谷产业生态大会”的成功举办，标志着湘湖正在成为视觉智能等前沿科技领域的重要策源地。
产业维度。“中国视谷”“芯机社区”等硬核产业平台的崛起，证明湘湖已经实现了从“靠颜值吃饭”到“靠实力吃饭”的跨越。这里正在形成的千亿级智能产业集群，将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文旅维度。中国美术学院湘湖校区、浙江省油画院等顶级艺术机构的落户、亚运遗产“湘湖雅韵”大型数智湖景演艺秀等的落地为湘湖注入了全新的文化活力。如今，湘湖不仅是一个风景名胜区，更成了艺术创作、展览、交流的重要基地。
历史启示，湘湖变迁的深层逻辑
回顾湘湖千年变迁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中国发展观演变的历史轨迹。农耕文明时代，湘湖是“生存资源”。其价值主要体现在灌溉功能上，发展观是“向自然索取”。这个时期的湘湖，虽然也有杨时这样的智者强调“人水和谐”，但总体上人类对自然还是以利用和改造为主。
工业文明时期，湘湖是“生产资料”。在“人定胜天”的思想指导下，湘湖的资源属性被过度开发，生态价值被严重忽视。这个阶段虽然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但也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
生态文明新时代，湘湖是“综合资产”。人们认识到，湘湖的价值是立体的、多元的——她既是生态屏障，也是文化载体；既是经济平台，也是幸福源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成为新的发展理念。
湘湖的故事还告诉我们，保护与发展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关键在于找到那条平衡点，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
从杨时的科学治水，到魏骥、何舜宾的舍身护湖，再到今天的生态复兴与全面发展，湘湖的每一次变迁都紧扣时代脉搏，回应人民需求。
如今的湘湖，既能看到8000年前的独木舟，也能听到“湘湖论剑”的创新强音；既能欣赏传统的湖光山色，也能感受现代的艺术气息；既是候鸟迁徙的驿站，也是高端产业的沃土。
湘湖，见证了中国千年的治水智慧、护湖精神和发展理念的迭代升级。她用自己的沧桑变迁告诉我们,绿水青山确实能够成就金山银山，古老的文明可以与现代科技和谐共存。
“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文化最好的传承就是创造新的文化”，湘湖的故事还在继续。随着“湘湖论剑”的剑气凌霄、“湘湖对话”的声名远播，这片古老的湖水必将在新时代写下更加精彩的篇章。
作者系杭州湘湖（白马湖）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