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典》是明朝永乐年间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保存了中国14世纪以前的文学、艺术、历史、地理、哲学等方面的丰富资料，气魄雄伟、内容宏富，是中国文化遗产中的珍品，在世界文化史上也享有崇高地位，《不列颠百科全书》称誉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一本百科全书，被另一本百科全书如此称道，举世罕见。
萧山兄弟同修《永乐大典》，大典也记载了萧山、湘湖。
■文/ 傅浩军
修编《永乐大典》的萧山人
“天下古今事物，散载诸书，篇帙浩穰，不易检阅。朕欲悉采各书所载事物，类聚之而统之以韵，庶几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尔。尝观《韵府》《回溪》二书，事虽有统，而采摘不广，记载太略。尔等其如朕意，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一书，毋厌浩繁。”
永乐元年（1403），朱棣为炫耀文治，彰显功绩，下诏要求编修一部大书，还提出了他的编纂宗旨：将中国历代典籍中的各类知识系统整理、分类汇编，以解决文献分散、查阅困难的问题。
随后，翰林院侍读学士解缙等人修书，参与编书147人，永乐二年（1404）书成，名为《文献大成》。
然而，朱棣看后不甚满意，认为所纂尚多未备，又命重修，令资善大夫、太子少师姚广孝等担任监修，以下设有副监修、都总裁、总裁、副总裁，以及纂修、编写人、缮录及圈点生等。
朝廷又选拔饱学之士，参与修书。
永乐三年（1405）和四年（1406），礼部大规模征召编修人员，由在朝官员或地方官吏举荐人选，经考核予以录用。姚广孝等人善于识别人才，并能破格任用，无论朝臣文士、还是民间布衣，无不在征召之列，如陈济布衣之身任都总裁，成为制定凡例的重要人物，对编修过程中的疑难问题，都能“应口辨析无滞”。再如滕用亨虽年近古稀，而学问极为博洽，仍参加召试。所选编修人员中，不乏地方府、县训导教谕甚至布衣诸生，一个个学识渊博，功底深厚。
“天下文艺之英，济济乎咸集于京师”，一时间，全国各地文化精英汇聚，参与这项工程的编写人员前后共计2169人，其人文阵容之盛，堪称空前绝后。
两个萧山人也参与了此项盛大的工程。
他们是魏骐、魏骥兄弟。
魏骐，永乐元年（1403）考中举人，永乐二年（1404）考中进士，列二甲第四十九名，选为庶吉士，其时，朝廷在庶吉士里选拔人员编书，他因擅长书法也参与其中。
魏骥（1375－1472），字仲房，号南斋，永乐三年（1405）考中举人，第二年赴考进士，名列副榜，随后被授予松江府训导一职。其时，礼部征召编修人员，魏骥凭借才学脱颖而出，也参与到这一工程之中。
在姚广孝的主持下，魏骥和其他修纂人员投入编修。
姚广孝曾作《越王台》一首：“辇土为台抱恨深，营门金气尚森森。当时吴破非兵力，只在西施一捧心。”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最终攻破吴国，凭借并非全靠兵力的强大，而是西施的功劳，极言西施在破吴中发挥的作用。
魏骥品行端直，治学功底精深，姚广孝很是赏识，他们互有往来，常以吟诗作画为乐。
他们在黄公望的一幅画图中留下了诗文。
黄公望字子久，号一峰、大痴道人，元朝画家，浙江平阳人，曾任中台察院掾吏，往来杭州、松江等地，晚年居住杭州筲箕泉，他擅画山水，有《富春山居图》等传世。
养心殿收藏有一卷《沙碛图》墨画，是二等里比较好的，这画是用白宣纸画的水墨画，画上落款“大痴”，是黄公望早年作品里最出色的，算得上是价值千金的画册中的精品。前面是画，后面是题记，卷首有饶介、张雨写的题句，共两处；卷尾有钱鼐写的一处题句；拖尾有姚广孝的长篇题跋、魏骥写的题句，还有徐守和唱和的四首诗，等等。
魏骥《黄子久沙碛图》写道：“江村望极际春明，匝地人家唤欲应。芳草一川朝滟滟，娇莺随处柳层层。茅茨偏水遇幽岛，苔径穿云接稻塍。回首夕阳天末堕，老渔犹自未收罾。”以精准的取景、灵动的动静、隐微的情感，将江南春日的生机与田园生活的闲逸融为一体，展现了黄公望的诗画才华，传递出以自然为归、以闲适为乐的审美追求，读之如临画境，如入桃源。
朱棣对本书的编撰极为重视，任何编写环节皆设定严苛标准，即使看似简单的抄写工序，要求也极高，书中严禁出现任何错别字，字迹必须工整规范、不得潦草，更不允许涂抹修改，凡不符合要求者均需重新抄写。书写只能慢，不能快，每日只需完成三页，最大程度保障成书质量。
朱棣对编修要求极高，对编修人员也提供了优裕条件。为使收集资料齐全无漏，皇家图书馆向编修人员开放，皇家图书馆本是“禁中之书”，一般人等不能涉足，即使有关官员也须经过复杂手续才能进入，还只能看某一方面的典籍，而编修人员特准进入，允许阅读，魏骥由此“尽读禁中之书”，“学识益进”；为了让编纂人员来去方便，他们被安排在距文渊阁不远的崇里坊等地居住，光禄寺还负责伙食，“朝暮酒馔”，供以茗果，晚餐后，他们还允许散步、郊游；为了慰劳编修人员夜以继日地工作，又特发给“膏火之费”，免掉应当“朝谒”的“朝谒”之礼。诸如此等，保证了编修工作的顺利进行。
永乐五年（1407）定稿进呈，朱棣进行审阅，这次非常满意，命名为《永乐大典》，并亲自撰写了序言，赞扬此书“上自古初，迄于当世，旁搜博采，汇聚群书，著为奥典”。
《永乐大典》中记载的萧山
《永乐大典》正文为22877卷，凡例目录60卷，装订为11095册，总字数3.7亿字。本书篇幅之大，搜罗之广，缮写之工整，装潢之精湛，成为当时世界上罕见的珍品，也是中国第一部由国家编修的大型典籍。
本书是中国古代规模空前的类书，系统留存了明代以前哲学、历史、地理、语言、文学、艺术、宗教、科技等领域的珍贵资料。其辑录视野极具广度，以“包括宇宙之广大，统汇古今之异用”的宏大气魄网罗各类典籍，不仅实现了“上自古初，迄于当世”的时间跨度覆盖，更将文渊阁藏书尽数囊括，无论是经史子集等主流学术著作，还是阴阳、医卜、僧道、技艺等杂家之说，皆被纳入其中，包罗万象。
这部书在文献保存方面有着巨大价值。
《永乐大典》中记录了萧山。
《永乐大典》引用了《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之书》《绍兴府志》《郡县志》《舆地广记》《元一统志》《元和郡县志》等多本古代典籍文本，对“萧山”历史沿革、名称由来、地理归属等进行了汇总记述，如：
“吴王阖闾弟夫?之邑”，萧山原是吴王阖闾弟弟夫?的封地。
唐代至宋代，县按人口、经济分为“赤、畿、望、紧、上、中、下”七等，萧山的等级，《郡县志》《舆地广记》均标注萧山为“紧”县，“紧”县属较高等级，说明当时萧山的经济地位已经比较重要。
萧山的河流提到“潘水”，并指出《水经注》怀疑潘水是浦阳江的别名，且当时除浦阳江外，当地没有其他河流能对应记载，为研究萧山古代水文变迁提供了线索。
“王莽改曰余衍。”“汉末童谣曰‘天子当兴东南三余之间’，故孙权改曰永兴县。”“天宝元年，改名萧山，取县西萧然山为名。”这是历史上萧山县名的几次变化。
也提到了西施，《舆地广记》记载“越人西施出于此县”。
等等。
《永乐大典》中也记录了湘湖，如：
“周八十里，溉田数千顷，湖生莼丝最美，水利所及者九乡，以畋渔为生业者不可数计。” 湘湖周长八十里，能灌溉几千顷农田，还盛产品质最好的莼丝；湘湖水利惠及九个乡，靠在湖里捕鱼为生的人不计其数。
“初，崇化、由化、夏孝、昭明、长兴、安养、新义、来苏八乡，皆仰食湖利。乾道中，知县顾冲以许贤二乡距湖水虽差邈，亦可溉及，乃合旧约，益以许贤为九乡，均其利，刻石示众，曰均水约束云。”最初，崇化、由化等八个乡依靠湘湖水利生存，南宋乾道年间，知县顾冲认为，许贤虽然离湖稍远，但湖水也能灌溉到，把许贤纳入进来，一起分享湘湖之利，还刻了石碑公示众人，碑文叫《均水约束》。
等等。
《永乐大典》中还有一张萧山地图：
图中绘出了萧山县城，24个都的分布，以及湘湖、杭州湾岸线的状况，为现存反映萧山县域的最早古舆图。
《永乐大典》修成后，朱棣对姚广孝等人进行嘉奖，“赐广孝等二千一百六十九人钞有差”。
其时，人们无不以参加编纂此书为荣耀，凡官员者均会记录在履历之中。
魏骥通过修书，人品才学进一步得到人们认可。不久，由于大臣师逵的推荐，魏骥升任太常博士。官职不大，可是这个职位并不容易得到。
朱棣召见魏骥，说道：“当年刘履节做了九年的御史，资历深厚，高皇帝才授给他太常博士一职，这个职位是不轻易给人。”朱棣用朱元璋时期的案例告诫魏骥，朝廷对太常博士一职很重视，你能得到这个职位，是因为朝廷认可你的能力，此职分量很重，你需珍惜并尽职。
太常寺是明代掌管祭祀、礼仪的中央机构，博士是太常寺的属官，负责起草礼仪文书、解读祭祀制度，此职虽不掌实权，但属京官，且贴近朝廷核心礼仪事务，比地方训导的级别显著提升。
魏骥从地方学官到中央京官，这是他仕途的重要转折点。其后，魏骥迁北京吏部考功员外郎、南京太常寺少卿、北京吏部侍郎、北京礼部侍郎、南京吏部侍郎、南京吏部尚书。
《永乐大典》的沧桑与新生
《永乐大典》编修完成后，仅有一部，人们称之为“永乐正本”，长期封存于皇家档案馆内，鲜有人见。
一百多年后，这部耗费巨大人力物力、凝聚无数人智慧心血的稀世巨著，遇到了一位“知音”——嘉靖皇帝。他对《永乐大典》喜爱至极，不仅时常翻阅，还会特意在书桌上摆放几册，以便随时取阅，堪称这部典籍的“铁杆推崇者”。其间，宫中突发火灾，《永乐大典》险些毁于烈焰，嘉靖皇帝担心不已，当即令高拱、张居正等人负责抄录一部备份，后来人们称这部抄本为“嘉靖副本”。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永乐大典》不断散佚，厄运接连，“永乐正本”消失无踪，“嘉靖副本”也历经磨难。清朝乾隆年间，浙江萧山人朱筠上书朝廷，请求编纂《永乐大典》辑佚本，还直接促成了《四库全书》的编纂。
在朝代更迭与内忧外患的动荡中，《永乐大典》屡遭劫难，偷盗、抢掠、焚烧：
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翰林院遭到劫掠，大量典籍受损；
光绪元年（1875），朝廷修缮翰林院时清查典籍，所存《永乐大典》不足5000册；
光绪二十年（1894），萧山女婿、协办大学士翁同龢，奉命进入翰林院再次清查，此时《永乐大典》仅余800册；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烧杀抢掠之下，《永乐大典》又大量丢失；
1912年，翰林院将所藏《永乐大典》移交京师图书馆，仅剩64册。
《永乐大典》散逸到了世界各地。
目前，全球发现的《永乐大典》共400余册，仅占原书的4%左右。
“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卷帙浩繁的典籍藏书，是中华文化的一座座山峦，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精神品格和价值追求。
一直以来，国家努力在全球、全国各地收回残卷，又陆续以影印方式出版。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澳门大学考察，指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如同一座宝藏，一旦探秘其中，就会终身受用。他还向学校赠送了《永乐大典》影印本。
2020年，两册嘉靖本《永乐大典》忽在法国拍卖会上现身，分别为“湖”字册、“丧”字册，经过一番激烈竞拍后，一位浙江收藏家以巨资成功拍下，又克服重重困难，顺利回国。
2025年1月，杭州国家版本馆限时展出《永乐大典》真本一册，即“湖”字册，吸引了数万人前来，一睹真容。本次展出后，这一珍贵文献随即进入休眠保护期。
根据珍贵文物保护的要求，平时展示的基本是仿制品。杭州国家版本馆内，平时陈列着的两册影印本《永乐大典》，也成为市民游客“打卡”点之一。这两册《永乐大典》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印制则在萧山，由杭州名典古籍印务有限公司印刷，它们开本雄伟，尺寸巨大，长约50厘米，宽约30厘米，装帧精美，庄重大气。
《永乐大典》是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也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