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栾芳芳
第一次翻开《额尔古纳河右岸》这本书时，我正在北方一座小城的旧书店里避雨。书架上的灰尘被潮湿的空气浸透，指尖触到封面时，仿佛摸到了鄂温克人帐篷外粗糙的桦树皮。迟子建的这句话，像一阵从额尔古纳河畔吹来的风，裹挟着松针与冰雪的气息，猝不及防地撞进心里。那时我刚经历一场失恋，总觉得生活像被抽走了底色的画布，空洞得令人窒息。而这句话，却让我在驯鹿的眸子里，窥见了另一种活着的姿态——不是追逐，而是凝视；不是占有，而是铭记。
风声、鹿鸣、山峦，这些看似平凡的意象，在迟子建的笔下成了生命的刻度。它们不回答“为什么活着”，却悄悄告诉我：“活着，是为了记得。”
《额尔古纳河右岸》以一位年迈鄂温克族女性的口吻，缓缓铺开一个游猎民族的百年史诗。从日本侵华到新中国成立，从森林砍伐到生态移民，迟子建用诗意的语言，将宏大的时代更迭缝进萨满鼓的节奏、驯鹿迁徙的足迹，以及族人眼角皱纹的沟壑里。书中最震撼我的并非历史的残酷，而是这个民族面对消亡时的沉默与尊严。
当政府要求鄂温克人下山定居时，九十岁的玛利亚·索握着一把猎枪，独自走向密林深处。她没有控诉与哀求，只是轻声说：“我的驯鹿，吃苔藓时嘴唇会发抖。”这让我想起外婆——一个在城市化浪潮中坚持用柴火灶做饭的乡下老人。她总说：“煤气灶烧的饭没有魂。”或许，真正的活着，就是守护那些让灵魂颤栗的细节，哪怕与世界背道而驰。
这本书为我打开的，是一扇关于“失去”的窗。曾经的我，像所有都市人一样，将生活塞满目标：考名校、进大厂、买学区房……直到某个加班的深夜，我站在公司落地窗前，望着霓虹灯下蚂蚁般的人群，突然想起书中的一段描写：鄂温克孩子第一次见到电灯时，以为摘下了天上的星星。那一刻，我发现自己早已忘记如何为一缕晨光或一声鸟鸣驻足。
去年母亲生病。我回到她身旁，听着监护仪的滴答声，竟莫名想起鄂温克人为逝者风葬的习俗——他们将棺木悬于树梢，让肉体归于风，灵魂归于火。我推着母亲的轮椅在住院部楼下散步，她指着花坛里一丛野菊花说：“你看，霜打过反倒开得更艳了。”我突然泪如雨下。原来我们惧怕的“失去”，在另一种文明里，不过是生命轮回的必然章节。就像书中所写：“火塘会冷，但灰烬里埋着新的火种。”
在额尔古纳河的涛声里，我触到了三个维度的真相：
见众生：当妮浩萨满为救他人孩子而牺牲自己骨肉时，当伊万在日军枪口下放走怀孕的母鹿时，我忽然懂得——所谓慈悲，从不是高高在上的施舍，而是明知代价惨重，依然选择跪地拾起另一颗破碎的心。
见天地：大兴安岭的伐木声与鄂温克的鹿铃声，像一把剪刀的两片刃，裁出现代文明的悖论：我们征服自然的速度，永远赶不上失去精神原乡的速度。
见自己：合上书那晚，我梦见自己变成一只驯鹿，在钢筋森林里寻找苔藓。惊醒后，我翻出童年收藏的松果，它们早已干枯开裂，却依然散发着淡淡的树脂香。原来我从未真正背叛那个在山坡上追蜻蜓的自己，只是把灵魂的指南针锁进了抽屉。
《额尔古纳河右岸》不是一曲挽歌，而是一面铜镜。它映照出所有在时代齿轮下踉跄前行的人——我们何尝不是另一种“鄂温克”？在KPI与房贷的围猎中，守护着最后一片心灵栖息地。
如今，我学着书中老人的样子，在阳台种满薄荷与罗勒。每当焦虑啃噬神经，便摘一片叶子揉碎，让清香渗入指缝。迟子建说：“故事的结局早已写在开始。”或许生命的真谛，就藏在额尔古纳河永不回头的浪花里，藏在驯鹿蹄子下悄然生长的苔藓中，藏在我们选择记住而非遗忘的瞬间。
那些风声，那些星子般的鹿眸，终将在某个失眠的深夜，轻轻叩响你的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