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是“拼命三郎”

　　1970年，我从公安系统调到邮电局杭州市话科工作，负责电话安装、维修。

　　那时候，电话线都是用电线杆架着，暴露在空中。1971年，开始逐步“上改下”，就是把地面上的电线埋到地底下去。我们一天到晚跟着修路队，环城北路、体育场路、莫干山路、文三路、文一路……他们修到哪，我们埋到哪。

　　1980年初，全杭州只有一万多部电话，一年之内，安装需求成倍增长。当时，个人装电话需要先填申请表，一天可以登记掉几千张表格。1985年，武林广场边的电信大楼落成，引进了模块机，才跟上市民的装机需求。同时，乡镇企业迅速发展起来，安装需求非常大，我天天忙得脚不沾地。年三十，别人都早早回家吃年夜饭了，我要干到晚上七八时。我是想，在年前把电话装好，人家过年也开心。

　　1987年，过年前一个礼拜，我就在楼外楼预订了一只叫花鸡，和经理说好年三十去拿。那天，我一直到7时多才忙好，急忙“嗒嗒嗒”地骑着自行车赶到楼外楼。幸亏经理还在等我，我连连跟他解释、道谢。拿了叫花鸡再骑车回家，都8时多了，一家人才吃上年夜饭。

　　1988年那场大台风，摧毁了杭州的大多数电话线。在那个炎热的夏天，我连续干了两个月，一家一家电话线接过去，人是晒得乌漆墨黑。那时候，我已经50多岁了，身体肯定不如年轻时，但做起事来还是像“拼命三郎”。

　　其实，我们这代人都这样。当时杭州一家招待所的所长，和我是老朋友，年龄也差不多。招待所烧锅炉的煤不够，大多时候只能用砻糠，一箩筐的砻糠烧完，剩下一箩筐的灰，烟囱就要经常清扫。这个老兄每次都是自己爬进十五六米高的烟囱，钻出来后别人都不认识他了，黑不溜秋的。

　　现在，每次看到“撸起袖子加油干”这句话，我就会想到那些热火朝天的日子，庆幸自己没有辜负时光，没有留下遗憾。 （本文摘自周纪雄回忆录）